“许多人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了错误的教训。问题不在于泡沫破裂,而恰恰在于此后一系列的政策应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谈到“日本失去的30年”时,把责任更多归于“行动消极而失败的中央银行”。不只是米什金教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也给出类似分析。
许多专家把“日元升值(日元币值走高的现象)”视为问题,而未能积极应对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只能成为罪人,这就是当时的时代氛围。如果历任日本银行行长等负责人有一片可以畅所欲言的竹林,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日本电子产业的衰落不是因为日元升值,而是因为竞争力落后于三星电子和LG电子。”
当许多人回避日本产品根本性竞争力丧失的问题,只是归咎于日元升值导致价格竞争力下降时,前日本银行行长白川方明给出了不同的分析。2008年至2013年担任日本银行行长的他,在新书《从日本30年的经验中该学到什么》中,以在日本银行工作39年的经验为基础,对日本失去的30年给出了敏锐洞察。
作者断言:“出口产业对本国货币升值发出强烈怨言,并非日本独有的现象,因日元升值而获益的企业保持沉默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想象”,“但连本应反映国民平均声音的媒体和舆论都对日元升值一味批判,我认为这是日本的悲剧。”
但在其任期内,这并非易事。曾因索尼随身听、尼康相机等而确立的电子产品强国声誉,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韩国Samsung Electronics和LG电子崛起、以价格竞争力为先的中国和台湾企业进入市场而开始动摇。“高品质·创新=日本电子产品”的公式不再成立。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因为存在更容易归咎的因素,“怪日元升值”便成了时代氛围。
他担任行长的时期发生了剧烈变化。外部有全球金融危机,内部则是2010年达到顶点的日本总人口转为减少。其任期内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达320万人。此外,妨碍中央银行发挥独立作用的压力还来自政府。这就是所谓“安倍经济学”的登场。
据作者所述,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货币宽松压力达到极点。政界人士甚至反复发出带有威胁性的言论,称要朝着瓦解日本银行独立性的方向修改日本银行法,要求采纳“2%通胀”目标并积极扩大基础货币。
谈到当时的苦恼,作者这样解释:“如果压抑自己的判断、顺从压力行事,结果导致日本经济遭遇巨大灾难,其损害将落到全体日本国民身上。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当多数国民大幅倾向于‘不妨在某种实验性政策上赌一把’时,该如何应对。”
他的选择不是抵抗,而是在接受部分要求后辞去行长职务。作者认为,大举推行量化宽松攻势的安倍经济学最终失败,由此“日本失去的20年”又被延长了10年。
他所经历的日本失去的时光,与当下韩国的状况有许多微妙的重合之处。本应成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都在一味等待货币宽松与汇率贬值,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断崖现象,都是如此。陷入低增长的韩国经济同样随时可能面对并放大这些问题。不要只看问题的枝节,而要看根本——这一洞察对当下的韩国经济也是重大教训。不能忘记,货币政策在根本竞争力提升方面只是附加因素。3.5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