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认为,韩国宪法法院今年8月对Carbon Neutrality Framework Act作出的宪法不一致判决,其核心在于“2030年以后的减排目标须以法律规定,且其标准必须符合科学事实与国际规范”。
气候宪法诉愿共同诉讼团(青少年气候诉讼、市民气候诉讼、婴儿气候诉讼、碳中和基本法诉讼)与共同代理人团16日在首尔贞洞方济各教育会馆举行“Carbon Neutrality Framework Act宪法不一致判决后续讨论会”,并作出上述表示。他们在宪法法院8月29日判决后约50天举行的首次正式讨论会上,分析了长达100页的决定书,并讨论了此次判决的法律与社会意义及今后课题。
据对决定书的分析,宪法法院表示:“应考虑科学事实与国际标准,判断‘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目标值……是否符合我国应承担的份额’以及‘减排目标是否给未来带来过重负担、温室气体减排是否得到实效性保障’等。”此外还通过“规划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减排路径属于需要极高水平社会共识的领域,因此对2031年以后的期间,其大致内容也应直接规定于除宪法之外体现最高水平社会共识的规范即‘法律’之中”这一表述,要求通过国会的立法程序设定减排目标。
共同诉讼团及代理人团据此解读称,此次判决首次将气候危机认定为国家须依法应对的危险状况,同时指出现行法案甚至未达到保护国民基本权的最低标准。他们由此再次强调,政府与国会有责任超越最低标准,制定保护国民的“最佳政策”。
青少年气候行动的活动家金宝林表示:“如果只是把诉讼交给律师团然后等待,就无法带来如今的关注与变化”,“作为诉讼主体,为了不被简单地对象化为‘青少年’,我们每一刻都在思考信息、分析脉络。我们思考如何搭建一个能让面对气候危机的个人故事连接到实质变化机制的平台,其结果是汇集了5289名个人面对气候变化的故事,形成‘国民参与意见书’提交给了韩国宪法法院”,讲述了过去四年多在法庭之外持续的思考。
市民气候诉讼方、气候危机紧急行动共同运营委员长黄仁哲强调:“重要的不只是温室气体数值,而是通过气候宪法诉愿想要守护的基本权”,“必须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为保护市民权利的广泛责任,宪法诉愿的判决只是‘最低线’,剩下的工作是打造气候应对的‘最佳’方案”。
主导婴儿气候诉讼与碳中和基本计划违宪诉讼的“搞政治的妈妈们”事务局长张夏娜提议:“4个诉讼团共同邀请专家,组成‘为Carbon Neutrality Framework Act公正修订的圆桌会议’(以下简称圆桌会议),拟定Carbon Neutrality Framework Act及施行令等修订案,并承担与国会、政府谈判以及与国民沟通的角色。”
此次讨论会作为祝贺与欢迎的场合也意义重大。这是最长约四年一同走到气候诉讼判决的各团体相互慰劳辛劳、庆祝判决的场合。今年5月第二次公开辩论前举行的记者会上各团体手持的万寿菊纸花也再次出现。万寿菊的花语是“必将到来的幸福”。此外,2018年从宪法法院获得宪法不一致判决的拒服兵役运动活动家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会,分享了判决之后的经验。
台湾、日本、荷兰、瑞士等海外多个气候诉讼团体也发来祝贺信息。主导荷兰气候诉讼的乌尔亨达基金会律师丹尼斯·范贝克尔表示:“因这一判决,今后政府的所有气候政策都必须以科学依据为基础,这绝不是小成就”,“这是若无气候诉讼便不可能发生的巨大胜利和一大步”。代理日本青年气候诉讼的律师浅冈美惠表示:“韩国气候诉讼是亚洲地区首个胜诉案例,对日本的诉讼也是巨大鼓舞。”
另一方面,原告团与代理人团在讨论会之后将继续面向国会和政府开展后续立法努力,同时以市民参与和团结为基础,培育气候应对的社会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