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时隔32年全面修订的地方自治法开始施行。此次修订旨在提升地方自治的水平。当然,即便强调地方自治,国家为保护国民权益,仍可就地方自治团体(地方政府)的事务提供建议、劝告乃至指导。此外,为事务处理的适当性或效率,对于国家委任给地方政府的事务,有时也可以进行具体的指挥与监督。然而,有一个领域既非国家事务,也非国家委任的事务,却超越指导层面,承认国家的全面指挥权,这就是“行政诉讼”。《关于以国家为当事人的诉讼的法律》(国家诉讼法)就行政诉讼赋予国家广泛的指挥权(第6条第1款),并进一步赋予其指定、解任行政诉讼诉讼执行人的权限(同条第2款)。
韩国行政法总体上对国家与地方的规范实行二元化。△关于行政组织的规定 △关于公务员的规定 △关于财政的规定 △关于合同的规定 △关于补助金管理的规定 △关于公共机构的规定等,大部分领域都将国家事务与地方事务分开规范。但颇为特殊的是,关于诉讼只有国家诉讼法,并在其中一并规范包括地方自治团体在内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诉讼事务。其原因并未被明确说明,但也有解释认为,韩国的地方自治此前较为形式化且中央集权,而且对包括地方自治团体在内的“下级行政机关”的诉讼执行能力信任度较低。另一方面,以地方政府为当事人的一般民事诉讼并不在规范范围内,因此地方政府按一般民事程序进行民事诉讼。
国家的诉讼指挥权主要在诉讼存废成为问题时出现。例如要率先提起诉讼(起诉决定),或要终结诉讼、继续进行诉讼时(是否接受调解劝告方案及是否上诉的决定)等。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就自身事务实施行政诉讼中最重要的行为时,每次都要接受国家的指挥。然而这里产生了几个难以接受的别扭问题,其必要性也令人质疑。
首先会发生与自治权行使相冲突的问题。地方政府就固有事务独立进行自治立法,并作出独立的政策性、行政性决策。围绕这些决策,可能与不服的当事人发生行政争讼。由于多数情况下争议在于是否在裁量范围内作出了某种决定,因此尽管行政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调解制度,法院仍运作着与调解类似的调解劝告制度。即法院提出裁量范围内的合理方案,被告作出与之相符的处分,原告则撤回诉讼。行政机关接到法院的调解劝告后获得重新考虑的契机,若判断该提议妥当,便据此作出变更处分。这种变更处分名副其实属于地方政府首长等裁量范围内的决定,而且是依据法院意见作出的,其合理性也值得认可。但在此处,国家的诉讼指挥引发了别扭的问题。在原告与被告均接受调解劝告方案的过程中,若基于不同见解下达“不接受调解劝告方案”的诉讼指挥,作为被告的地方政府首长便不得不在自身政策性、行政性判断之外继续进行诉讼。相反情形亦然。在提起或放弃上诉等情形下也会发生类似问题。因为尽管地方政府首长等已就政策性、行政性判断以及继续诉讼的实际利益与风险负担作出自身的审视与判断,若国家依不同见解下达指挥,便会出现必须服从该指挥的状况。
还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互为行使行政权限的对象方的情形很多。因此,双方可以行政处分主体与客体的地位成为上诉诉讼的当事人(参见韩国大法院2010年3月11日宣告的2009두23129判决)。在对立当事人为自身利益相争的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指挥对方当事人,其结构本身就很别扭。进而,在多个地方政府相争的诉讼中,一个指挥机关同时指挥双方对立当事人,这同样会造成别扭的局面。
地方自治团体的诉讼能力也在逐步改善,因此全面性诉讼指挥的必要性正日益减少。特别是在许多地方政府直接聘用律师开展诉讼业务的当下,因缺乏基本诉讼知识而导致的诉讼执行懈怠,已不值得担忧。
另一方面,所谓诉讼指挥,与其说具有协助撰写书面材料等实质性支援功能,不如说其结果只是接受诉讼进展报告并介入重要事项的决策过程,因此反而可能在许多情况下导致决策难以迅速作出等诉讼方面的行政低效。
与地方政府独立性尚未被明确认识的年代不同,如今地方议会议员与地方政府首长经由地方选举这一独立选举、依民意选出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们依据法令赋予的权限开展自治立法与自治行政。而如今新的地方自治法支持他们实现实质性的自治分权。因此,国家介入并指挥地方政府就固有事务作出决策的过程,将日益显得别扭。顺应这一潮流,有必要摆脱国家对行政诉讼的一般性指挥,就以地方政府为当事人的诉讼建立新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