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出生的尹惠英毕业于商业类特色化高中国际通商专业。入学第一天,老师就强调:“来这里的都是要就业的同学,必须就业。”就业焦虑很大的尹某从贸易英语开始,考取了贸易管理师、计算机应用等多达10个资格证。校内成绩管理也很重要。只有保持校内成绩第三等级,才能进入学校推荐的年薪2000万韩元的职场。尹某高三时得以作为现场实习生在一家税务法人工作。但合同上写的“工作7小时、无加班”,到了现场却变成8小时工作和频繁加班。让尹某难以承受的是职场的冷遇和随意粗放的工作方式。尹某说:“上司每季度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在堆积的打印件上划几道线告诉我,就这么多。”最终她结束了8个月的正式员工生活离职。之后她在一家生活用品店做合同制员工。
像尹某一样,青年离开第一份工作,是因为职场生活与期待不符。青年们一致表示,因为年龄小、又是新员工,即使能忍受低薪,但无法容忍不能让自己成长、不公正的职场。第一份工作的这种经历,使他们长期停留在大企业就业竞争的战线上,阻碍了他们进入就业市场的决心。
3日社团法人“开创新社会研究院”发布的《离职,离开工作岗位的青年》报告,收录了包括尹某在内的21名青年(1985~1999年出生)从准备就业到离职的访谈内容。
从他们的离职原因看,共同点是与预想不符的过度工作、低薪和僵化的组织文化。尤其是即便考虑到社会新人的身份,工资仍过低,无法给他们提供在职场长期工作的动力。据Statistics Korea7月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青年入职第一份工作时,月薪不足200万韩元的比例为59.8%,超过半数。月薪不足100万韩元的比重也达13.7%。相当多的青年以实习或非全日制工作起步,对职场的不满难免累积。
难以满足青年特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职场众多,也阻碍了他们的社会生活。Statistics Korea对辞去第一份工作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前景(7.7%)”“专业、志趣不合(6.3%)”等非劳动条件类回答的比率超过10%。有观点指出,考虑到青年为就业长期准备,对第一份工作的失落感必然很大。自认为是大学毕业求职者典型的1990年出生的张佳乙也因此决定离职。主修经营学的她完成了英国语言进修、征文比赛、对外活动等所有被认为就业必需的准备。但毕业后一年间投出的申请书就超过50份。从大企业3个月实习开始,好不容易入职的公司(初创企业)打破了她“要做一个工作出色的人”的决心。张某说:“原本觉得自己在学习,做正式员工两年左右时就看到了职场的局限”,“我意识到喜欢的事和工作是不同的。”
已进入就业市场的青年跳槽更不容易。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差距是从中小企业流向大企业的障碍。据韩国雇佣劳动部上一会计年度企业劳动费用调查,300人以下企业的劳动费用(工资、福利等)为508.6万韩元,相当于300人以上企业(753.2万韩元)的67.5%。大企业招聘已转向选拔成熟型人才,没有工作经历的青年就业更加困难。也有分析认为青年自身想要非全日制工作。但大部分非全日制岗位工资低、雇佣形态不稳定。
专家建议,比起政府仅在数量上进行岗位匹配,更应优先提升青年自主寻找理想岗位的意愿。对终身职场概念淡化的青年,不能强加上一代忍耐着上班的职场文化。
社会认知也需从客观的“好工作”转向主观的“好工作”。去年11月参加雇佣劳动部“青年挑战支援事业”的1993年出生的林智英,在参与该项目前因新冠后遗症导致过敏性皮炎加重,一直待在家中。该项目让参与者组队,与足球队、制药公司、蛋糕制作企业等各类企业和人建立联系。之后林某成为一家家具企业的培训生,一边写书一边准备做演员。林某说:“若要真正支援就业,首先应抚慰青年的内心。”
中小创业企业研究院研究委员卢民善表示:“在‘好工作’现实中有限的情况下,是时候思考面临招工难的企业为青年做了哪些努力”,“应扩大符合青年通过工作建立自尊特点的支援。”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珠熙建议:“与就业状况良好的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面向青年的职业训练费用相对微薄”,“应先增加这笔费用,解决因支援不足导致青年就业准备期拉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