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需低迷的同时,全球经济放缓,对韩国经济增长势头的不安情绪不断加剧。今年11月美国大选临近,美中矛盾、主要国家“转向(货币政策转变)”、中东战事扩大风险等因素交织,对外因素的不确定性也高于以往任何时候。对于低出生率、老龄化等导致韩国经济低增长固化的担忧也很强烈。韩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首尔市立大学校长元容杰2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要发掘新的增长动力,就必须打造大量能够引领创造性破坏的‘鲶鱼’企业”,“政府只需通过完善市场环境和制度来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就尹锡悦政府的养老金、劳动、教育三大改革和监管改革进展缓慢,元校长强调:“比起做秀式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建立能够持续推进改革的结构”,“在野党也应针对国家议题提出替代方案,而不是制造政争”。
——韩国经济在出口向好等推动下呈现复苏趋势。
△国内外机构对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约为2.4%~2.5%。我认为这只是去年1.4%低增长带来的基数效应。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今年第二季度下降0.2%,显现衰退迹象。半导体、汽车、信息通信设备等部分品类的出口向好艰难地拉动着增长,但长期高利率导致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低迷。
——如何展望今后的经济形势?
△我认为不会有大幅改善。美国经济放缓,对美出口不可避免受到负面影响。此外,美国实施了将基准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的“大幅降息”,韩元升值令人担忧出口竞争力被削弱。房地产项目融资(PF)问题除建筑公司、证券公司、相互金融公司等已暴露的不良之外,不能排除引发更多问题的可能性。如果存在我们尚不知晓的“黑天鹅(发生概率低但一旦发生便带来巨大冲击的风险)”,下半年经济前景只会更加黯淡。美中战略竞争导致的全球贸易萎缩风险、中东战事扩大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日元套息交易进一步平仓等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也是令人担忧的对外风险。
——如何评价迎来第三年的尹锡悦政府的经济政策?
△在维持财政健全化基调的同时,对核电、国防产业等需要政府支持的领域开展推销外交,这一点是积极的。特别是扩大半导体、人工智能(AI)等尖端学科在首都圈的招生名额,这是在其他政权中看不到的突破性政策。另一方面,我认为其对家庭债务问题判断过于乐观,错失了制定应对方案的时机。为提振建筑业景气以解决房地产PF问题,对房价上涨也采取了温和应对。
——有观点主张政府应为提振内需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考虑到与其他国家相比极快的政府债务增长速度,我认为维持财政健全性、强化责任性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不应忘记,经济低迷时通过赤字财政扩大财政支出、经济好转时通过扩充税收弥补赤字,正是政府稳定经济的作用。当前政府几乎是唯一能够增加支出的经济主体。当然,也需要通过大胆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减少不必要支出,并重新分配到扶助弱势群体等创造收入效果较高的领域。
——也有批评认为政府推进减税政策与健全财政基调相矛盾。
△内需低迷时政府可选择的两种宽松财政政策是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税收不足时为增加财政支出而发行国债,会推高市场利率。那样可能使民间消费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相反,减税可以在没有这种负担的情况下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应在实施必要减税的同时,努力扩大税源。
——政府正在推进养老金、劳动、教育三大改革和监管改革。
△我认为在执政初期,政府对监管改革是真心的,甚至大规模组建了总统直属的监管改革委员会。但与此前政府一样,未取得明显成果。特别是未能改革低效的价格监管,令人遗憾。冻结14年的大学学费、从上届政府起冻结的电费等是代表性例子。三大改革中,旨在保障劳动者选择工作时间的劳动改革失去了方向,教育改革同样令人遗憾。相对而言有可见成果的是政府近期制定并提交国会的国民养老金改革方案。
——要使改革成功应该怎么做?
△改革必不可少,但总是痛苦的,因此任何政府都不愿推行。没有能够形成社会共识的强有力领导力和国民支持,就不可能成功。不应左顾右盼或计较政治得失,而应为国家未来制定最理想的方案,并与利益相关方密切沟通。特别希望能事先与专家充分讨论后再推行政策。研发(R&D)预算虽被削减后又恢复,但因动辄提及“研发卡特尔”,给科技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医学院招生扩员问题,考虑到设施、师资等不足的教育能力,明年更令人担忧。
——有很多警告称韩国经济陷入低增长固化风险。
△任何经济体规模变大后,增长率下降都是自然过程。现在已进入内容比增长速度更重要、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的阶段。应摆脱执着于短期成果的诱惑,着手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最重要的是支持并发挥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的作用。经济规模已经过大,政府干预难以引领经济增长。
——具体而言,怎样的政策方向较为理想?
△第一,应对低出生率和老龄化,必须增加经济活动人口。为此需要延长退休年龄、扩大老年人和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推进教育创新。第二,需要既扩大国内企业投资也扩大外国投资的政策。最后,应通过技术创新与促进研发、放宽监管、养老金和劳动市场改革等政策提高全社会生产率。
——欧元区陷入低增长,而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却增长率更高。
△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积极投入财政。欧洲相比美国的财政支持规模较小,并因俄乌战争在能源供需上受到重大打击。从根本上说是创新能力的差距。美国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雄厚的资本市场、劳动市场灵活性以及吸引高技能劳动者等,持续孕育出谷歌、亚马逊、Meta这样的创新企业。相反,欧元区因快速老龄化以及以制造业、旅游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显现出增长瓶颈。
——如何展望美国大选后的对外政策?
△无论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选,虽然各领域程度有别,但预计都会推行“美国优先主义”政策。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IRA)、《芯片法案》或特朗普前政府的高关税,归根结底都是要求在美国雇工和生产。应通过扩大在美国当地投资来跨越关税壁垒或享受补贴优惠。应考虑美国的原产地规定构建生产的国际网络,并考虑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第三国生产和迂回出口战略。
——若特朗普重新执政,政策不确定性似乎会更大。
△有一句话说“已知的风险不再是风险”。与特朗普首次当选时相比,不确定性较小,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应对方法。特朗普强调提高关税、限制进口等更为传统的贸易政策手段。若特朗普废除或大幅缩减IRA优惠,看好税收抵免和补贴而在美国当地投资电动车电池等的韩国企业可能受损,但关税壁垒可以迂回。此外,我认为偏好减税政策的特朗普当选,有可能激活消费、投资等民间部门。
——预计美中战略竞争和经济集团化现象等将持续。
△需要使核心矿产等战略物资进口来源多元化,并将海外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等地,以规避美中矛盾的战略。应向美国充分说明,韩中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东北亚地区稳定。中国在规模和活力方面仍是不可忽视的经济伙伴。以去风险(降低风险)而非脱钩来维持韩中两国关系的战略更为可取。最重要的是在半导体、二次电池等尖端战略产业确保技术优势,使韩国成为美中双方都需要的存在。
◆他是…
1963年出生于京畿道水原,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随后在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国际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首尔市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自去年3月起担任首尔市立大学校长。曾任金融中心推进委员会委员、韩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等,现担任国际开发合作委员会民间委员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