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2022年1月与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的对谈中坦言“在通胀问题上我错了”。围绕新冠疫情后的物价上涨,两人观点截然相反。克鲁格曼认为是暂时的,萨默斯则认为是持续性的。克鲁格曼曾把警告通胀风险的萨默斯称作“白痴”,但面对飙升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最终彻底认输。当年6月美国CPI暴涨至9.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反思也在此时出现。此前一直声称物价上涨是暂时性、并尽可能维持零利率的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CPI超过8%后承认失误,称“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对通胀有多么无知”。此事被评价为自引发1970年代最严重滞胀(经济放缓中的物价上涨)的前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以来最大的政策失败。被视为华尔街顶级经济学家的安联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甚至表示,“称通胀是暂时性的,是美联储历史上最糟糕的判断”。
或许正因如此,四天前美联储的“大幅降息(下调0.50个百分点)”中可以看出鲍威尔这次不愿再错失时机的意志。此前市场一度认为,美联储在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上降息0.25个百分点的概率略高一些。因为若降息0.5个百分点,可能释放美国经济不佳的信号。但鲍威尔果断加大了降息幅度。意在避免第二次失误。
如今市场的关注点转向韩国银行。有人提出,既然美联储已先行行动,韩国央行是否也应在下月降息。
韩国央行怎么想?以中央银行的逻辑看,下月降息并非易事。8月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之后,能够确认家庭贷款与房价涨势放缓的数据仅有9月一个月的。至少要观察两个月才能判断趋势,数据仍然不足。事实上,最近20年间中秋次月家庭贷款出现增长的年份占80%。
已经抛出的信号也不少。韩国央行12日发布的《9月货币信用政策报告》分析认为,当前状况与过去四轮房地产价格暴涨期类似。要突然掉头,到10月会议(10月10日至11日)的时间过于紧迫。美国把利率最高上调至年5.5%时,韩国仅上调至3.5%,降息余地不足也是负担。
从大框架看,韩国降息无非是10月还是11月。既然差别不大,可以认为稳妥起见应在11月调整;但也可以主张既然反正要降,不如10月就降。
重要的是,利率并非只是韩国央行的课题。若希望降息,政府也有该做的事。
第一,统一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尹锡悦总统上月底表示“经济正在确实复苏,今后将实现更大跃升”。韩国企划财政部连续五个月称内需出现复苏迹象。政府应向国民准确说明经济状况。经济正在复苏却要降息,岂非矛盾。
第二,防范“二次气球效应”。随着压力总偿债本息比率(DSR)扩大实施以及银行的贷款管控,本月家庭债务增势有所放缓。然而被堵住的贷款需求会从银行转向第二金融圈,再延伸到贷金业和民间高利贷。金融当局应先行一步,强化对贷金业和民间高利贷的监管。
第三,定向支持。要使降息效果最大化,与财政的政策组合至关重要。应在不大幅增加国家债务的范围内,对个体经营者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
第四,保持沉默。政府在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前后最好不作反应。即便想降息,一旦总统室和政府施压反而无法降息,这正是追求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属性。
韩国央行也应注意到,美联储通过先行降息为避免经济衰退买了一份保险。尽管须尽可能谨慎,但在政府切实管控贷款的前提下,韩国央行也有必要研究“鹰派降息”这张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