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大选的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赤字”一词竟出现了多达13次。参加辩论会的各位候选人都被要求提出切实的联邦财政赤字化解方案。1992年大选的最终胜者比尔·克林顿,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唯一实现预算盈余的总统。
在上周举行的共和、民主两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赤字一词仅被提及两次。考虑到问题的紧迫性,这令人遗憾。美国的负债正处于不可持续的轨道上。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联邦负债占国内总产值(GDP)的比重将在2027年超过二战结束后不久创下的记录。财政赤字很少会原地踏步或倒退。出于国家安全担忧、人口老龄化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性威胁等原因,美国今后数年无疑将需要比现在多得多的公共投资。
当然,进入21世纪以来举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提出过令人痛快的负债化解方案。履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承诺所需的费用相差相当大。特朗普的提案将在未来10年带来至少4.5万亿美元的追加赤字。与此相对,哈里斯根据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共和党的减税方案,实际上有可能大幅削减赤字。即便在最坏情况下她的计划会增加赤字,其规模也仅为履行特朗普承诺所需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
特朗普与哈里斯之间的差距,是两项根本政策分歧的副产品。第一,哈里斯支持对高收入者和大企业增税,而特朗普希望对其减税。
哈里斯已明确表示,除资本利得税的变更外,她实际上将几乎全盘接受乔·拜登总统在政府预算案中列明的增税方案。就对高收入者的资本利得税而言,哈里斯计划将上调幅度定得低于拜登此前的提议。整体来看,哈里斯的提案预计将在10年内从富裕层和大企业处多征收5万亿美元税收。
与此相对,特朗普打算在10年内向富裕层和大企业提供数万亿美元的减税优惠。他计划维持已下调的最高富裕层所得税率,并将他归类为“美国生产者”的大企业现行21%的法人税率降至15%,从而扩大对其的减税优惠。哪些企业能取得美国生产者资格并不明确,因此此举对联邦赤字的影响也不确定。
笔者认为,特朗普及其幕僚肯定会对笔者得出的数字提出异议。正如他们已多次反复主张的那样,他们说减税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自行填补所需预算。如果企业把减税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购置新工厂或推出新产品等自身投资,经济增长确实会获得动力。但这远远不足以抵消减税的成本。
从我们更为一般的历史经验来看,特朗普的减税也被证明是一项极为昂贵的政策。关于2017年实施的《减税与就业法》影响的最佳实证证据显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效果仅抵消了因同一原因减少达41%的法人税征收额的2%。加倍推行这种做法对国家财政也是个问题。
两位候选人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差异是什么?哈里斯致力于为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减税。哈里斯竞选团队把对富裕层的增税与对低收入层的减税结合起来,形式是为家庭、中小企业和新房主提供税收抵扣或扩大现有税收抵扣。
相反,特朗普接受的唯一增收方案只有全球关税。由于征收关税带来的成本会推高美国人购买商品的价格,全球关税最终等同于对国内消费者额外征税。特朗普提议的全球关税,会迫使所有美国人无论收入水平如何,每年为购物额外多付数千美元。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公平比较可以看出,这次选举并非胜负难分的极度胶着局面。如果赤字是本次选举的最大议题,那么哈里斯是确定无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