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04 | 파주=정혜진 기자

金彦镐:“书是时代的青年精神…如今比禁书更担心‘书盲’”[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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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访位于京畿道坡州出版城的Hangilsa社屋。从三层沿楼梯登上阁楼,一片广阔的书之空间豁然展现。这间被命名为“读库”(意为“读书的仓库”)的朴素办公室,正是韩国代表性人文出版社Hangilsa的活历史。

层层堆叠的书籍,如同年轮留下的纹理,连摆放方式都透着时间的重量。书桌中央仅留出可放一张A3大小稿纸的位置,两侧堆积如巨塔的书籍与文件之间,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角质框眼镜后与记者相对。正埋首于将日日不辍的日记整理成回忆录的Hangilsa创办人兼社长金彦镐,其右手旁放着一本书脊已残破褪色、1961年出版的时事月刊《思想界》7月号。

将逾60年的《思想界》始终置于手边、视若珍宝,源于作为出版人的“初心”。上世纪60年代初,那位怀抱着面向知识人的时事杂志《思想界》、漫步于釜山书店巷的高中生,把代表性论者与思想家、已故咸锡宪先生的文章当作灯火。年纪尚小读不懂的文字,他也一把抓住,查字典、划下划线,通读到底。

1965年成为大学生后,他在首尔孝昌球场举行的集会上远远望见就屈辱的韩日会谈发表反对演说的咸先生。他曾任记者,1974年以东亚日报记者被解职事件为契机离开新闻界,创立Hangilsa后随即前往的地方,也是位于首尔双门洞的咸先生家。从1982年着手、1988年以20卷出版的《咸锡宪全集》起,至今他已制作了70多本承载咸先生思想与精神的书。

“我想做的是我自己想读的书、我想研究的主题、我认为有必要的书。只有先说服我自己,才能说服其他读者,不是吗?最重要的是,那是一段努力去做时代所需之书的岁月。”

像风险投资一样以十年为节奏做书

今年经营Hangilsa已第49年的金社长,如此淡然地概括了近50年的出版人生涯。若要编纂韩国出版界的百科全书,他是必须单列一章来介绍的人物。经他之手面世的书达3500余种,包括近现代史著作《解放前后史的认识》(1989年出齐)、长篇小说《魂火》(1996年出齐)、李离和的《韩国史故事》(2004年出齐)、《罗马人的故事》(2006年出齐)等。在他求知的渴望驱动下,许多作者被发掘,国家层面知识体系的空白被填补,也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畅销书的公式被认为在200页左右、书的节奏日益变短的当下出版界,“出齐”这个词已显得陌生。但对他而言,做书的节奏意味着至少以十年为单位。这与风险投资人(VC)以种子资金播下种子、在初创企业成长之前至少7至10年给予全方位支持有相似之处。被史学界视为近现代史圣经的《解放前后史的认识》也是这样问世的。他认为韩国的历史叙述自解放前后起就有一个巨大的空洞,重新确立这一时期的历史比什么都重要。从1979年起十年间出版6卷书,这既是不受欢迎的事,在当时更是冒着成为“禁书”风险的事。

由历史学家兼新闻人、已故宋建镐撰写的第1卷于1979年10月15日出版。同月26日,已故总统朴正熙去世,此书立即被军方禁售。当时文化公报部(现文化体育观光部)没收了书籍。“他们说要禁售,让我把剩下的书全部送来。初版印了5000册,十一天里就卖出了九成以上。只剩450册,我用货车送了过去。这件事显示出当时我们社会对一本像样的近现代史著作有多么渴求。”

金社长的一举一动也成为当局关注的对象。即便冒风险也决心出版的书,有两条标准。第一是“能否把我们民族固有的历史与传统装进书里”,另一条是“是否有助于把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打磨得更美”。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是”时,即使费时、有风险也照做。

民间出版社整理国家级知识体系

通常需以国家项目推进的工作,也由“民间”出版社大胆承担。自1986年开始策划、历时八年一次性推出的27卷本《韩国史》,动员了170名撰稿人。当时国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韩国史,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后就像历史骤然中断一样未获详述,他大幅补充了这一部分。他说:“这在小出版社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但我们决定并实现了一些可以说是莽撞的计划。”

销量380万册的长篇小说《魂火》,原本在某家日报的长篇小说征文中获奖后,差点以一卷的篇幅收尾。1983年读了作家崔明姬的小说后激动不已的他说“这部小说必须继续写下去”,每次见到作家都劝说,最终重生为一万两千张稿纸、共10卷的全集。直到出齐,他一路寻找连载平台、鼓励创作,与作者一同投入了13年。该作品被评价为复原了韩国传统生活原型之书,也是展现韩语之美精髓的小说。将全部燃料投入《魂火》的崔作家,在全书出齐后不到两年便离世。“当时我从意大利出差回来送了她一支昂贵的钢笔,她笑着说‘续篇就用这支写’,那模样至今历历在目。如果她还活着,韩国文学会提升一个层次吧。”

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也是一年写一卷、共15卷的“没有刹车的工程”。当他说要签下国内版权时,周围人百分之百反对。但看到作者的笔力,他有了感觉。他说:“《罗马人的故事》是连历史观不同的人也能读得有趣的作品”,“罗马帝国的故事,为当时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提供了所需的战略与启示。”《罗马人的故事》至今售出近400万册,使其他“莽撞的挑战”成为可能。

发掘作者时,他最看重的一点是“一贯性”。他强调:“能一贯坚持自己信念的人,是选择作者最重要的要素”,“比起思想或意识形态,我更尊重能一贯贯彻自己理论与信念的人。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变来变去的人,无法以坚韧的定力推进长周期的工作。”

在200页左右篇幅已成为卖座公式的当下出版界,Hangilsa乍看像是在走一条独路。怀抱集成人类伟大知识遗产的抱负、于1996年启动的“Hangil Great Books”系列已出版至第186卷。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卢梭的《爱弥儿》等必读经典都通过这一系列与读者见面。他遗憾地表示:“只要全国图书馆各采购1000册配置,Hangil Great Books就能持续做下去”,“但目前全国图书馆的订购量仅为300册。”他说明,对于可成为公共知识的人文社科类书籍,需要与畅销书不同的标准。

AI时代要像培养工程师一样培养编辑

他把当下最大的忧虑归结为读不下“大书”的风气。金社长忧心地表示:“全体国民中没有不识字的人,但读不下书的人却很多”,“这是一个不必担心‘文盲’、而要担心‘书盲’的时代。”对他而言,让人读书是唤起国家能力的事情之一。尤其在人工智能(AI)时代,许多人把信息的生产与编辑交给AI,但在AI提供的信息中找出正确信息、加以验证,并做出朝着一个结论收拢的高完成度书籍,编辑的能力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金社长强调:“照这样下去,谁还能做出真正的学术著作,这是个疑问”,“哪怕只是为了掌握我们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科学技术类书籍,编辑的水准也必须提高。”他说,每个时代都有其所需之书,能做出好书的社会,才能以好技术造出好机器、好产品。他强调:“更大胆地说,像出版这类行业,出版社支付编辑工资的同时,国家也应按相同额度配套,从而建立让人才愿意进入出版业的结构。”当被问及做书的精神时,他展示了思想家李泳禧先生为Hangilsa所题的墨宝“青年一路”。“一本书就是青年精神。我以青年精神做书近50年。”

他是…△1945年生于密阳 △中央大学新闻学系 △首尔大学言论情报大学院 △1968年进入东亚日报 △1976年创立Hangilsa △1997年Heyri理事会理事长 △1998年创立韩国出版人会议(第1—2任会长) △2005年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 △2008年东亚出版人会议第2期会长 △2011年坡州书声组织委员长 △2013年出版城文化财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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