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内外都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对外来看,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不安,以及全球货币政策转向(pivot)等变量同时并存。对内则是房地产与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复苏延迟的担忧,以及执政与在野党政争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交织,前景难以预判。长期研究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延世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崔相烨2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指出,“经济议题政治化所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才是韩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要避免让经济主体陷入恐慌,保持政策一致性比什么都重要。”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的崔教授强调,“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认识并理解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主体对经济形势认知之间的落差”,“必须经过充分的意见征集、协调与讨论过程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
—全球不确定性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不确定性的特征是什么?
△过去10年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以往也有许多区域性、国家性问题,但从1970年代、1980年代到2000年代,随着全球化推进,世界朝“一体化”前进的方向十分明确。如今地缘政治碎片化打破了这一基本前提,不确定性因此变得严重。
—在诸多风险中,韩国经济最该警惕的是什么?
△应警惕对内的政策不确定性。现在很多本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的问题正被政治化。金融投资所得税之类的问题也按党派立场分裂。如果不是基于研究与事实提出政策方向,而是让政治主导政策,不确定性只会扩大。在房价不稳的情况下突然推迟第二阶段压力测试总偿债比率(DSR)的实施,这类前后不一致的信息也加剧了政策不确定性。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就会积累对政府的不信任,经济被政治吞噬。地缘政治变化或全球经济走向短期内是重大变量,但并非我们所能控制。相比之下,应集中于我们能解决的事情,即提高政策一致性。
—应如何应对不断扩大的不确定性?
△再说一遍,唯一解法是一致性。不确定性无法消除,但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应对上必须坚持一致性。有灯塔就可以循光前行,但灯光若移动,人只会迷路。不能让经济主体陷入恐慌。
—在内需萎靡与房价上涨的两难中,韩国银行上月维持利率不变。您如何评价?
△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前房价、物价、景气等多个政策目标相互冲突,靠一种手段无法实现所有目标。作为中央银行,不能因为内需不好就无条件降息,而应首先聚焦物价,基于数据确定货币政策方向。所幸物价正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从这个角度看,韩国央行为3个月内降息留出空间也是正确的。美国本月降息几乎已成定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无条件跟随美国。决定国家间资本流动的因素已与过去不同,因此不必过于在意韩美利差,应作出符合国内情况的决定。
—外界普遍担忧降息会刺激房价。
△我同意这种担忧。但仅靠基准利率无法稳定房地产市场。在基准利率高企的情况下,由于贷款监管宽松,房价不是反而在上涨吗?应动用DSR、加强jeonse资金贷款监管等政府本应早就实施的政策手段。既然有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就不该只依赖基准利率。贷款监管会招致市场不满,但应透明说明政策意图并加以说服。
—美国经济能够独自一路向好的原因是什么?
△像美国这样经济体量庞大的国家能持续增长,动力最终在于高生产率和创新文化。所以即便政权更替,政治也不会吞噬经济。相反,韩国是竞争激烈的社会,但讽刺的是,似乎在进行“为了不竞争而竞争”。与越往上层竞争越激烈的美国不同,我国是为了早早成功、图个安逸而激烈竞争。考上大学、找到工作,或在公司升到一定高位后,就不再竞争了。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也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中小企业、非正规职员工本应能凭能力随时转向大企业、正规职,但“一旦在竞争中落后就到此为止”的认知十分普遍。这样生产率无法提高。我认为美国与我国的差别在于有无发展性竞争。
—也有人担忧美国经济衰退。
△这种概率不会高。失业增加是就业市场过热正常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物价也在趋于平稳。
—您如何看待当前韩国的经济状况?
△虽然可以用一般宏观经济模型判断经济状况,但首先需要指出,对经济现实的认知会因所属参照群体不同而不同。与过去许多经济模型假定“理性人”不同,现实中个人的想法与行为差异极大,这是当下经济学的重要议题。数字化的增长率指标无论是2%还是3%,各自体感的景气会因收入、年龄、性别等而不同。当前经济在指标上或许不差,但必须认识到,现实经济主体的认知与政策制定者所设想的经济状况之间可能存在巨大落差。从长期视角看,韩国经济正处在拐点:既可能完全跨过发达国家门槛继续发展,也可能倒下。短期的景气起伏可以通过政策应对克服。但低出生率与生产率下降导致的持续增长减速才是问题。这一点同样因个人参照群体不同而认知有别,年轻一代的认知可能比政策制定者更为负面。
—如果各自的经济认知不同,政府应如何应对?
△重要的是接受并理解我们社会对经济的认知谱系极为分散这一事实。最近的研究发现,我国国民对经济状况的认知因政治倾向差异极大,即便被给予关于政府政策的相同信息,也会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政府认同经济主体即便面对同一现象或指标也会有不同认知,这是出发点。必须理解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协调不同群体的意见后再推行政策。例如养老金改革本是各代人分担负担的问题,但年轻一代的声音却未被反映。若只按多数决逻辑决定政策,年轻一代只会更悲观地看待未来并不信任政策。
—有没有办法避免经济陷入长期低增长?
△摆脱增长潜力放缓的唯一办法是创新与改革。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抵消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带来的生产人口减少。韩国经济尚且因过去外汇危机时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的痛苦改革而支撑至今,但如今药效已尽。现在是需要刮骨式改革的时期。
—我国是否也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的长期萧条?
△乍看韩国与日本相似,但内需经济规模不同。日本经济因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和巨额对外资产,才得以承受数十年萧条。我们无法承受日本式的长期通缩与零增长。若韩国经济遭遇危机,方式不会与日本相同。但也不必赋予危机过多意义。把经济的时间轴拉长看,危机始终存在,从某种意义上一直扮演着为跃上新台阶而敲响的“wake-up call(警钟)”。更值得担心的是,为了阻挡眼前的危机而耗尽政策余力,反而侵蚀增长动力。“只要在我任内避开问题”的短期主义(short-termism)长期来看可能成为毒药。
—您如何评价现政府的经济政策?
△方向正确的部分很多。特别是为解决劳动市场二元化等痼疾的劳动改革是紧迫课题。改革很难,但除此别无答案。不过,要推行伴随不确定性与困难的改革,必须经过充分的意见征集与研究、讨论等验证程序,现政府在这一过程上似有不足,令人遗憾。应接受彼此的认知差异,通过沟通形成社会共识,但到目前为止都是单向通行。
◇He is…
1984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延世大学经济学部,在UCLA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自2017年起任延世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凭借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获得草宪学术奖和韩国经济学术奖,2023年被任命为延世李润载新锐研究员。现任韩国银行经济研究院经济咨询专家组顾问教授、韩国金融学会理事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