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在梨花女子大学礼堂,由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1933~2014)执棒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正在举行首次访韩演出。世宗文化会馆的前身首尔市民会馆因火灾而无合适演出场地,音乐会才在梨花女大举行。阿巴多的维也纳爱乐以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第三交响曲《英雄(Eroica)》与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第三交响曲编排节目,提高了这场在韩国首演的期待值。然而临时演出设施让世界顶级乐手们多方面感到尴尬。未获得单独便利设施的演奏者与观众混杂在一起,也没有专门的通行动线。演出中,从新村站出发的列车鸣笛驶过,场馆随之震动,令所有人大吃一惊。最终指挥未能从容地将这特别的意外融入音乐,也没有在谢幕时出现。尽管如此,观众反应十分热烈,掌声久久不息。在演出稀缺的年代,对于渴望音乐、渴望以共鸣拥抱音乐的人们而言,那一刻应当成为难以忘怀的一幕。
那场演出中,雕塑家权镇圭(1922~1973)也坐在观众席上。他身旁是对音乐颇有造诣的朋友——核物理学家朴惠一(94岁)与英语文学家兼音乐评论家安东林(1932~2014)。在现场聆听并不容易的年代,对喜爱音乐、尤其崇敬贝多芬的权镇圭而言,在走向生命终点之际遇到的这场演出,意味着什么呢。
权镇圭热爱音乐。他决心从事雕塑的原因也源于音乐。1943年他与兄长一同前往1929年建成的日本演出场馆之始——日比谷公会堂的音乐会。聆听音乐时他想到“能否把‘音’以体量感来表现”,这最终引领权镇圭成为雕塑家。
权镇圭对贝多芬格外看重,很大程度上受布德尔(Antoine Bourdelle·1861~1929)影响。布德尔是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的学生,却摆脱老师影响构筑了自己的创作世界,是一位追寻结构根本本质的雕塑家。他还将贝多芬的形象反复变奏,留下80余件作品,并借此希望与其灵魂相遇。
在权镇圭的艺术人生中,贝多芬占据了不小的部分。城北区东仙洞的画室里总流淌着他的音乐,反复阅读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贝多芬传》成为他最珍视的书。正因如此,即便身体虚弱,他也绝不可能错过维也纳爱乐演奏的《英雄交响曲》。
贝多芬在得知耳疾恶化后不久的1802年,于海利根施塔特写下遗书。他在遗书中悲切呼喊:“……纵然我的命运严酷,纵然在克服它、尽展艺术才能的机会来临之前死亡就已降临,我依然满足。死去不正是从无尽痛苦的状态中解脱吗。死亡啊,要来就来吧,我将勇敢地迎接你……”
所幸贝多芬通过艺术上的转变摆脱了当时笼罩的死亡阴影。相反,在写下遗书之后,他脱离古典时期的音乐形式,开始开启浪漫与自由涌动的新时代。《英雄》正是在这一转折时期创作的交响曲。他特别为第二乐章加上“葬礼进行曲(Marcia funebre)”的副标题。凄切的悲伤完整构成一个乐章,但其中蕴含着一缕光与戏剧性。以天上之声哀切延续的双簧管旋律,以及最后由大提琴与低音提琴呈现的强烈而富戏剧性的乐句,之所以如深渊般回响,正因如此。此时音乐对他而言已不再是音乐本身,而是通向超越的无极。
权镇圭在塑造对象时追求内在真实。他也并非与时代灵活妥协的艺术家。作为雕塑家,他是孤独的。他所追求的创作世界,是无止境趋向本质的、不可见的永恒世界。站在据说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凝视的《着袈裟的自塑像(1969~1970,陶土)》前,便会与那位以似已超越世间一切苦恼的表情、抵达安宁的雕塑家自身相遇。
最终权镇圭在自己的画室结束了生命。距聆听贝多芬《英雄》仅一个多月。在他最后一场音乐会上回响的《英雄》,就这样成了这位雕塑家的安魂曲。死亡将让一切被记住。正如贝多芬那样,权镇圭也甘愿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笔者金宝拉为城北区立美术馆馆长。她是ICOM韩国委员会与国民信托财团理事,首尔市博物馆美术馆振兴政策审议委员、京畿道建筑物美术作品审议委员。曾任世宗文化会馆美术馆策展人,并在京畿道美术馆工作,参与筹建专项小组及担任学艺研究员。在国内外展览策划与公立美术馆行政方面经验丰富。2009年经历了作为自治区首家开馆的城北区立美术馆学艺室长一职,自2012年至今担任馆长。她收藏了尹仲植、徐世玉、宋荣洙等本地资深艺术家的作品,扩展了文化艺术资产研究基础,并以艺术家故居保存与研究为基础开设了城北区立崔满麟美术馆。凭此功绩,她于2023年获得“博物馆及美术馆发展有功”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