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去年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地球已不只是变暖(global warming),而是在沸腾(global boiling),这一说法令人深有体感。2015年《巴黎协定》时曾设定目标,要使地球气温在"长期内""平均"较工业化前上升不超过1.5度。尽管取决于如何设定基准,但从最近公布的测量结果看,这条线已被多次突破。
数年前,基于气候变化危机意识,对ESG(环境、社会、治理结构)基金的投资曾备受关注。由于投资者可直接或间接参与环境等社会议题这一点被凸显,收益率也不错。然而讽刺的是,如今气候危机日益成为现实,基金流入额却以2021年为顶点急剧减少,最终甚至出现大规模流出,新设产品也寥寥无几。为何会如此?可从三方面来看原因。
第一,经历新冠疫情后,整体宏观环境剧变是首要原因。加之乌克兰战争长期化,全球供应链崩溃,能源价格暴涨。结果对既有化石燃料的依赖度上升,通胀飙升带来的高利率环境又加重了成本问题。
第二,企业和投资机构未能赢得对ESG的信任。有些企业一边生产对环境有害的产品,一边通过广告等凸显环保形象。即所谓"漂绿"(Green washing)。连本应对此作出客观评价的机构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随着问题严重性上升,改善的动向正在探索之中,这多少令人欣慰。澳大利亚近期对违背信息披露、承诺不投资化石燃料、酒类、赌博等相关企业的养老基金,由法院判处约100亿韩元罚金。英国称明年将出台对ESG评价机构进行监管、提高ESG评级透明度的法案。美国和欧盟决定,今后资产管理公司若要在基金名称中使用"ESG""可持续"等表述,必须至少将80%以上资金投向相关资产。这些都是提高ESG投资及相关透明度的举措,令人鼓舞。不过短期内也可能成为抑制ESG投资及相关基金发行的因素。
第三,由美国民主党和欧盟中间派主导的ESG政策加剧了反感与疲劳感,最终被政治化。对所谓"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的批评声浪高涨。能源生产占比高、保守倾向强的美国部分州甚至制定了抵制金融机构名单。受其影响,贝莱德、摩根大通、SSGA等知名资产管理公司相继退出了"气候行动100+"(Climate Action 100+)等倡议。
特别是美国,根据11月大选结果,对气候政策及相关产业的影响很可能呈现两极分化。若特朗普当选,现政府推出的各类反化石燃料行政命令可能被逆转,应对气候变化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也可能被废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相反,若哈里斯当选,预计对化石燃料产业的监管将比现在大幅加强,同时能源转型投资可能加速,并将更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危机应对。这真是极端对比的景象。在如此不确定性极高的环境下确定投资方向十分困难。
但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是不可逆任务这一认识不会改变。以主要国家公共养老金为主轴、为达成既有目标的行动将持续下去。瑞典韩国国民年金(AP-fonden)、加州教职员退休基金(CalSTRS)等正以2050年碳中和为目标,力争到2030年将投资组合内碳排放量从现有水平减半。
全球金融机构虽退出了气候相关倡议,但并不意味着全面停止减排努力。尽管如此,气候危机应对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放缓节奏似难避免。由此,碳中和达成时间被推迟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考虑到美国和欧洲的情况,由于ESG监管力度及推进力的差异,地区间差距也可能扩大。无论如何,在留意这些短期波动因素的同时,全世界仍应沿着既定道路稳步前行。为了长期目标,为了我们的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