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作为美苏冷战象征的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经济的连接性不断演进。全球化推进,自由贸易扩大。成本效率化与共同繁荣似乎是既定路径。世界各地虽也出现反全球化示威,但被视为朝更好方向前进的阵痛。韩国继1990年与苏联建交后,又于1992年与中国建交,拓宽了经济边界。美国如同为新生举办欢迎宴,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增加了进出口与投资机会。
然而,期待在倒塌的墙垣之上绽放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并扩大自由贸易,这样的期待并未持续太久。即便冷战结束,议会民主制国家仍仅占全球四分之一。中国、俄罗斯长期未能进入这一行列的事实投下阴影。2012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重新执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长期化,令美国和欧盟(EU)等西方的警惕日益上升。
对于以过度补贴等反市场手段动摇自由贸易规范、由非民主的人治所支配的国家,已不再留有耐心。2017年全面展开的美中经济战争不因政权更替而扩张的现实便是证据。加入这场提前到来的新冷战的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更让仅存的信任彻底冻结。
世界已从本国保护走向收窄为"走廊贸易",与自由贸易的理想愈发遥远。尤其朝鲜半岛在美中经济战争之上,还叠加了半导体供应链霸权之争、朝中俄与韩美日的安保竞争,以及太平洋主导权争夺,成为大国间"地缘政治经济技术式"合纵连横与复合型新冷战的样本地区。
如何突破升高的贸易壁垒?唯一的路径是通过政治经济革新与产业技术革新确保优势。"革新(innovation)"正如其词源那样必须自内部更新,但政府积极破除管制也极为迫切。近来医学院扩招争议提醒人们,革新始终是既得利益者与进入者之间的矛盾调整。因此管制不可能是好的,只有慎重的管制才有可能是好的。慎重的管制具备包容性、开放性与均衡性。
包容性管制的好处能均匀回归国民,而被俘获的管制则使利益集中于特定群体、成本转嫁给社会,因而危险。行政始于案头,但若消除信息不对称,使案头中隐藏的内部规定不致突然变为管制、令市场行走于不确定的雷区,管制的质量便会提升。制定管制的政治家(statesman)应心怀"国家(state)"与"统计(statistics)",而不应像"政客(politician)"那样心怀"极(pole)"。
当国会、政府、法院等执行部门与家庭、市场、企业之间进行充分的意见交换时,管制才能找到均衡。在均衡之下形成的管制能够立起国家,而以监管当局既得利益为前提的管制则会成为为特定人谋取租金与构筑战壕的手段,摧毁国家根基。
最坏的管制,是让人连最低限度的遵守意愿或行动方向都无法设定的管制。如果不是通过激励诱导民间自律遵守或征集意见,而是滥用管制权限让人来回奔波,国民只有在支付了成本之后才能确定行动标准,那样的管制永远都应加以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