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27 | 이현호 기자

军中不服从命令,战时可“就地处决”?[记者李贤浩的军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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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持续两年多的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中,隶属俄军的俄罗斯雇佣兵企业瓦格纳集团部分雇佣兵遭就地处决的消息经外媒传出,引发全球关注。就地处决的理由是,战争期间雇佣兵未服从俄军指挥官的命令,以抗命为由实施了枪决式的就地处决。

类似情形也曾发生在朝鲜半岛的6·25战争中。丰基荣州战斗发生的1950年7月17日,国军第8师团第21联队第1大队长尹泰铉少校因抗命被处以即决处分(处决)。为阻挡南下的朝鲜人民军第8师团和第12师团,当时国军第8师团在庆北丰基至荣州至安东一带构筑防线作战,朝鲜军夜袭时,尹少校擅自下达了仓促撤退命令,时任第21联队长金龙培中校因此未经军事审判即下令枪决。

平时军人触犯军法的刑事案件须经军事审判,并依判决结果受罚。那么战时抗命是否可以就地处决呢。

去年10月国会行政安全委员会国政监查中,围绕抗命问题出现争议。当时真实与和解过去史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金光东表示“即决处分是包含军法会议的”,并称“战时可以不经审判予以处死”。

即决处分指不经司法程序迅速施加制裁。更进一步,将处死或与处死无异的情形称为“即决处决”。金委员长的发言主张战时即决处分相当于即决处决,违反军法即可不经审判枪决,因而受到在野党的斥责。

事实上,多数电视剧和电影都把战时不服从上级命令描写为可以就地处决。真是如此吗。

━ 战时发生的犯罪也一律军事审判 先说结论,在实行征兵制的韩国,认为战时可以进行即决处分的说法是错误常识。在韩国,无论战时还是平时,军法上的即决处分都属于杀人,是可按杀人罪处罚的重罪。因此,若杀害意图实施此种行为的上级,不会以杀害上级论处,而可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韩国军队的即决处分是在6·25战争期间由陆军本部训令首次设立的。这是为在战争初期绝望局势下,防止官兵抗命和士气低落导致的无序逃亡及“弗拉格”(对己方人员的故意杀害)等行为而采取的措施。当时陆军本部总参谋长少将丁一权通过陆本训令第12号下达:“自1950年7月26日0时起,将无命令擅自脱离战场者的即决处分权赋予班长级以上人员。”

训令只是上级部队的单纯指挥命令。该训令在1948年7月5日公布的国防警备法和1948年11月30日公布的国军组织法等宪法和法律中均无任何依据。战时即决处分意味着枪决。因此当时即决处分权发挥了比军法更大的威力。

然而随着军官滥用即决处分频发、副作用扩大,陆军本部下达陆训第179号,试图阻止无节制的即决处分。但训令未得到切实遵守,最终下达陆训第191号,自1951年7月10日起废除即决处分权。

遗憾的是,不到20天后的7月24日,陆军本部又以确立停战线附近防线军纪为目的恢复了即决处分权。不过恢复后的即决处分权规定,未经连长级以上指挥官许可不得处决。最终即决处分权在停战之后才消失。

━ 军事法院→首尔高等法院→韩国大法院“三审制” 如今,军刑法规定的军人及军务员触犯犯罪(刑事案件)时,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必须接受设于军队内部的军事法院对有罪无罪及刑期作出宣判的军事审判。审判亦适用三审制,可经一般军事法院、首尔高等法院、韩国大法院三次接受法院判断后作出最终判决。

不过,依据非常戒严令的军事审判,仅限军人、军务员的犯罪等可实行一审终审。当然,判处死刑的情形不适用。军刑法规定,军人指服现役的军官、准士官、士官及士兵。

但被起诉军人入伍前发生的案件、军人所犯性犯罪、导致军人死亡等原因的案件,由民间警察及民间法院管辖。军事法院隶属国防部长官,分设为中央地区军事法院(管辖国防部等首尔圈部队及海外派兵部队)、第1地区军事法院(管辖忠清圈、湖南圈、济州岛)、第2地区军事法院(管辖京畿道南部、西部前方、东部前方)、第3地区军事法院(管辖江原道前方、南部、岭东地区)及第4地区军事法院(管辖大邱庆北、釜山、蔚山、庆南)。

军事审判与一般审判有两点不同特征。首先是所谓减刑权制度,军团长级以上军官有权对一审判决结果自行减轻所属部队成员的刑期。尽管废除呼声不断,军方仍以特殊性为由持续搁置。

其次,军事法院的“军法官”和“军检察官”是现役军人身份的军法务官,可由法官转为检察官。军法官不隶属司法部门,而是由参谋总长任命、隶属国防部;军检察官也不隶属检察厅或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而是由参谋总长任命、隶属国防部。他们身处军旅生涯之中,不得不顾及任命权者参谋总长的意向,与身份受保障的一般法官和检察官性质不同,其公正性持续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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