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24 | 김선영 기자

遭性骚扰的员工“公司会相信我的话吗?”[李泰恩律师的劳动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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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内部职场霸凌或性骚扰调查中,除举报人陈述外没有其他违纪行为相关证据的情形很多。被举报人称举报内容完全不实,并表示要以诬告罪向警方起诉举报人。此时公司会苦恼该如何结束调查,尤其是能否仅凭举报人陈述对被举报人作出纪律处分。

在公司内部纪律案件中,要认定纪律处分事由成立,须认定相关事实存在,对此法院适用所谓“自由心证主义”,综合考虑各类陈述及物证,以较大裁量权作出判断。纪律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并不要求达到刑事有罪认定的程度,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即便如此,仍要求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

关于能否仅凭举报人陈述认定举报行为的事实并对被举报人予以纪律处分,尽管相关判例是有关性骚扰的案例,但其判示称:“在审理性骚扰相关诉讼时,应在案件发生的脉络中理解性别歧视问题并实现男女平等,因此须保持‘性别认知视角’,若在个别、具体案件中未充分考虑性犯罪受害人所处的特殊情形,而轻易排斥受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则不能认为是基于正义与衡平理念、依照逻辑与经验法则的证据判断。”由此可见,即使仅有举报人陈述,依陈述的可信度也可能作出纪律处分。

进一步考察陈述可信度,法院在举报人陈述具体且一贯的情形、陈述与违纪行为相关客观情况相符的情形、陈述人并无明显动机或理由作出对对方不利的虚假陈述的情形下,对陈述的可信度评价较高。

基于上述标准,在公司内部调查中没有其他物证时,用人单位有必要积极考虑这样的调查方向:与其中止调查或作出模糊结论,不如通过追加面谈等尽可能取得举报人的具体陈述,并进一步考虑举报人的意愿,充分开展证人面谈,最大限度地检验举报人陈述的可信度。唯有如此,不仅举报人,被举报人也更有可能接受调查结果,即便日后发生争议,公司也能降低不当纪律处分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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