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来韩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从长期看,韩国这些年确实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增长。然而人们似乎并未因此感到成比例地更加幸福。
将1990年代以后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自杀率走势绘成图表,会发现令人惊讶的事实:直到2010年代初期,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自杀率也同步上升。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唯独在韩国和美国出现,尤其如OECD国家中自杀率第一的不光彩纪录所示,在韩国最为严重。在生活满意度调查中回答幸福的比例,韩国2023年在OECD 38个国家中也仅排第34位。
为何会如此?一些研究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家发现,在收入水平达到足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之后,决定人们幸福感的要素——如预期寿命、肥胖、精神病史等个人身心健康,以及犯罪率、毒品成瘾等各类社会问题——与赚多少钱的关联便变小了。相反,人们感受到的幸福度与表示社会富裕程度是否均衡的收入分配均衡度密切相关。
事实上,韩国此前实现了被称为“汉江奇迹”的令世界惊叹的高速经济增长,并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那个时期确实绝对需要高经济增长。然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危机为前后分界,经济增长果实向国民均匀扩散的正向功能(涓滴效应)开始削弱,但此后增长优先主义的政策基调依旧没有改变。
结果,收入不平等加剧,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大;只有挤过针眼般狭窄的好岗位才能生存,因此从小就无法摆脱成绩竞争、履历竞争,即便勉强就业也不知何时被裁,被推入无限竞争。有钱的人有钱的活法,没钱的人没钱的活法,身心都被摧毁,无从幸福。
那该如何解决?现在应摆脱执着于提高眼前增长率数字的方式。即便眼下增速略有下降,也要走上让人们都能幸福的道路(化解两极分化)。有人会反驳说,聚焦收入分配会拉低经济增长率,但近来包括IMF在内的许多国际机构也发布研究成果,表明改善收入分配有助于提升该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分配恶化、社会矛盾严重的国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更高,企业对中长期投资计划消极,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层消费需求也低迷;相反,分配改善后,社会成员的士气、团队合作、相互信任等整合性提高,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得以积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主要经济问题只能靠政策解决,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设计和执行政策的国会与政府的作用。要解决韩国经济的问题,与其执着于曾牵引过去高速增长期的增长优先主义,不如即便走得慢一些,也应把政策力量集中于缓解两极分化、营造共同富裕的条件。
经历越多、了解越深,就越能感到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而且不应忘记这一出发点:是为了活着而吃,并非为了吃而活着——即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是实现幸福的手段,而非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