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16 | 정혜진 기자

[书&] 习一人天下……化为绳索的中国“EAST”成功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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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地任用贤明能干的人才,纠正通过投票、考评分数、国内生产总值(GDP)、年龄乃至公开的人气竞争来选拔和录用人才的错误做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通过“决议”重新定义了公务员选拔标准。取代以往评价官员能力值的客观数据,他提出的优秀人才条件是“德”以及勤勉踏实、公正、清廉等要素,即把习近平所重视的主观价值摆到了前面。对此,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谢淑丽指出,“2018年以后打开了永久执政之路的习近平,如今正在开启‘人格统治’的时代”,并批评中国正在向毛泽东时代倒退。

曾一度实现7%左右经济增长率的中国,在新冠疫情之后增长势头骤然中断。经济增长率在2020年首次降至2.2%左右,2022年又因上海等主要经济城市全面封控而仅停留在3%左右。加上与美国的脱钩带来的内需萎靡,“下行”现象已成既定事实。中国增长被踩下刹车,是因为疫情吗?

被视为中国政治经济专家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抛出了“中国必败”这一强烈关键词。英文原题为《Tongyang(EAST)的兴起与衰落》。“EAST”具有双重含义,既指Tongyang的代表性国家中国本身,也指被认作维系中国之力的四大要素,即考试(Exam)、专制(Autocracy)、稳定(Stability)、技术(Technology)。作者判断,这四个要素对中国的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使中国得以与美国抗衡,但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成为扼住中国咽喉的绞索。

作者为论述中国的上升与下降,使用了“规模”与“范围”两个分析工具。按作者所说,能够扩大规模的是“同一性”,而能够拓展“范围”的基础是“多样性(异质性)”。作者解释,这两者之间紧绷的张力与平衡,正是中国至今既能维持庞大帝国、又能守住源于地域、民族等多样性的潜力的方式。但他分析称,中国一直以牺牲范围来换取规模的方式发展。隋朝时正式引入的大规模科举制度同样以压制范围、提升规模的方式演进,反而成为人才选拔的“毒药”。

作者以类似框架分析中国在疫情时期的应对能力。尽管其体制的漏洞在全球范围内暴露无遗,习近平体制反而以“大规模反腐运动”为旗号,将其用作强化权力的装置。这期间,通过封控上海市、浙江省等大规模省市,极大限制了地方省长和市长的政治地位;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闭幕会议上,甚至强行让前主席胡锦涛退场,明确显示了自身权力的绝对性。

作者认为,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本可成为民主主义土壤的天安门事件受挫时就已预示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事件中感受到危机意识,使所有改革工作倒退,回到了权威主义体制。其结果是,中国国内能够制约专制的装置消失无踪,独裁者甚至以排斥并打压民营企业家与技术人员等一切可能威胁自身权力的因素的方式挥舞权力。作者警告,只要中国不摆脱自我“煤气灯操纵”的“EAST模式”,等待中国的将是“不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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