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1852∼1919)的兄长李载冕(1845∼1912)曾协助日本殖民当局,所获款项甚至超过被称为“朝鲜首富(现金最多者)”的李完用,这一事实在光复节之际再次被人们提起。
李载冕是兴宣大院君(1821∼1898)的长子,1911年1月13日从日本获得了名为“恩赐公债”的国债证书。
证书上记载的金额为83万元,是乙巳五贼之一李完用所获恩赐公债记载金额(15万元)的5倍以上。83万元换算为现在的价值约为166亿∼830亿韩元。李载冕之所以获得巨额许诺,被解读为因其在卖国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据15日《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调查报告书》(2009年)显示,李载冕于1910年8月22日以皇族代表身份出席了有关签订日韩合并条约的御前会议,并同意签约,这属于“签订、签署或谋划乙巳条约、日韩合并条约等侵害国权的条约的行为”。
恩赐公债使这样一种解读更具说服力:像李载冕这样的亲日派协助日本殖民当局,并非不可避免的选择,而是为追求“经济私利”所做的决定。
日帝清算研究所研究委员金钟成在新书《亲日派的财产》(Bookpium)中,通过当时的报纸报道、回忆录、证言、史料等,介绍了被归为典型亲日派的30名人物的亲日财产与亲日行迹。
据该书记载,日本殖民当局除向李载冕和高宗第五子李堢(1877∼1955)各发放记载83万元的证书外,还向88人发放了总额超过600万元(按现在价值为1500亿∼6000亿韩元)的恩赐公债。
李完用顽强地活了下来并大肆聚财,富到被称为“朝鲜首富(现金最多者)”,据悉仅不动产就拥有汝矣岛面积的7.7倍。
李完用在辞去大韩帝国官职时甚至领取了退职金,在国权被剥夺之日1910年8月29日前后三天处理遗留事务还领取了60元津贴。也就是说,他在处理因卖国而产生的事务时,领取了相当于当时郡守月薪水平的加班津贴。以其去世前一年的1925年为准,李完用记录为韩国富豪第二位,仅次于亲日派闵泳徽。现金持有额则以李完用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