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期,美国因强势美元而饱受贸易与财政收支“双赤字”和严重经济衰退之苦。祸根在于美国政府为压制1970年代末第二次石油危机等导致的物价暴涨,长期实行高利率政策。结果陷入了即便经济衰退、也因担心物价上涨而无法降息的两难局面。最终,罗纳德·里根政府选择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这一猛药。1985年9月,时任总统里根把美国、英国、德国(西德)、法国、日本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召集到纽约广场酒店,促成了近乎强制的协议:各国干预外汇市场,人为压低美元价值,抬高日元和德国马克的价值。
广场协议后两年间,日元和马克对美元分别升值65.7%和57%。日本人大举买入美国等海外资产,甚至出现了日本国力将超越美国的预测。然而日本却由此陷入“失去的30年”长期低增长泥潭。日元升值使出口困难,于是持续下调基准利率;待房地产、股票等出现泡沫后又急剧加息,泡沫破裂,长期萧条持续。德国则随着欧盟(EU)诞生转向欧元体系,获得了重生契机。韩国则借“三低(低美元、低油价、低利率)繁荣”等迎来了高增长机会。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亲信一有机会就表明推动弱势美元的意愿,对“第二次广场协议”的担忧正在加剧。特朗普阵营的构想也有所流出:为振兴美国制造业,若各国不配合美元贬值就提高关税。欧盟正为特朗普前总统重新执政后可能出现的贸易战,制定“快速提出谈判与报复性关税”的胡萝卜加大棒战略。如今正是需要制定细致而精巧的战略,以明智应对可能导致全球财富重新分配的汇率与贸易战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