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就像高三学生,可高考日期和考试范围还没公布。可是上头的人,不,是父母们说这门科目别学了,市民社会却说要更努力学。作为投资者的大学说要录取成绩好的学生,但高考范围没出来,谁也不知道谁学得好。别只说要努力学习,我想知道该学多少、学到什么时候、怎么学。”
22日,一位大企业信息披露负责人的发言,让原本庄严的国会讨论会场笑声与掌声不断。今年4月,在韩国会计基准院可持续性基准委员会(以下简称KSSB)主导下,国内“可持续性信息披露”基准的草案已公开,但今后经修改形成的最终方案何时发布完全不知,令人焦虑。信息披露的引入已是时间问题,只有尽快出台确定方案,企业才能安心专注于业务,不是吗?
当天的“为国内企业可持续性提出气候信息披露方向”讨论会,虽有难度,却充满了地球勇士们必须了解的内容。因此,即便稍长,也尽量转述。顺便提一下,可持续性信息披露也被称为“ESG(环境、社会、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内容广泛,但这里将环境部分单独拿出来,以气候信息披露为中心来看。
━ 如何应对气候危机,企业必须说明 气候信息披露概括来说,就是要求企业向股东、投资者和市民社会详尽说明自身应对气候危机的程度。此前只需定期披露销量或营收、利润、负债之类的内容,今后碳排放量、如何应对气候危机带来的风险也必须强制披露。基于“气候危机如此严重,企业若不改变,地球也将没有未来”的全球共识,这一进程正快速推进。欧洲、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已将气候信息披露强制化的时间确定在2025~2027年,因此韩国企业若想出口,便不能不跟上。
所以,大多数专家和企业对气候信息披露本身并无异议。但具体深入下去,就存在以下议题。
◆“会不会拖住企业的脚步?”
亚洲气候变化投资者组织(AIGCC)是由亚洲70余家养老基金组成的、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设立的协议体,其董事裴熙恩表示:“从企业竞争力角度、投资角度看,气候信息披露反而应该提前。”“海外投资者早已按发达国家标准来看待韩国企业”,因此认真做好气候信息披露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投资。
韩国社会责任投资论坛首席研究员金泰翰表示:“把握哪家企业在切实应对气候危机,难道不是投资者最重要的事吗?”并举了浦项集团的例子。2022年因台风“轩岚诺”,工厂被淹导致停产,遭受巨大损失。
顺便说明,虽不只是因为工厂被淹,但据气候解决方案的资料,最近一年间浦项集团的外资持股比例减少了一半,尤其是欧洲机构投资者大举撤离。原因在于其作为高碳排放企业,减碳目标却不明确。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基金运用本部受托人责任室室长Yi Dong-seop也出席了讨论会。他表示,从运用全体国民养老资金的国民年金这类投资者立场看,“为提升被投资企业的企业价值,不仅看财务要素,还要看非财务要素,这就是国民年金的投资方向”,“气候信息披露的引入越快越好”。并称国民年金已自行评估企业的气候风险管理水平,并反映在投资中。
气候信息披露将首先适用于资产2万亿韩元以上的国内上市公司。而相关企业中的66%(以2021年为准)已通过所谓“可持续经营报告书”公开类似气候信息披露的信息。毕竟在全球市场上气候信息披露已是大势所趋,提前准备好,等到真正强制化时才能做好披露。
在国内第六大资产管理公司NH安盛负责ESG研究的资产运用组组长崔容焕表示,气候信息披露前后会截然不同,因此非常欢迎。例如,此前与气候相关的企业评估只是三年前的排放量走势,或者不包含海外工厂的资料,减碳目标也含糊不清。但在气候信息披露之后,预计将以堪称全球标准的TCFD为基础,公开更具体的数字、目标和执行方案。结果就是“做得好的企业将获得更高评价,对企业而言则形成融资成本下降等激励”。ESG基金经理们的工作也会轻松一些。崔组长还指出,那些不为消费者、投资者所熟知的企业,尤其是碳排放量大却未上市、从而不在气候信息披露强制要求范围内的“盲区企业”,气候变化风险较高,需要注意。
◆“自愿披露不行吗?”
信息披露分为属于自愿披露的“交易所披露”和属于强制披露的“法定披露”。同时也是律师的绿色转型研究所副所长池贤映表示:“交易所披露有可能只公开对企业有利的信息,存在漂绿的空间”,“交易所披露虽然也受交易所制裁,但应走向可进行行政、刑事处罚监管的法定披露。”据称全球趋势同样是法定披露。国民年金室长Yi Dong-seop也为法定披露投了一票,称“强有力地让任何人都必须披露,对投资者而言是好事”。不过他也补充意见称,根据企业规模和业务状况进行部分差别适用可能更好。
NH安盛资产运用组组长崔容焕也表示:“正如非上市企业也做财务披露一样,可持续性披露同样应以与财务披露相同的水平(即法定披露)为目标”,“在立法过程中,一边期待对中小、中坚及非上市企业的涓滴效应而推进,与从一开始就把适用于中小、中坚及非上市企业作为目标来推进,是不同的。”
━ 若做不好,不如不做 ◆“范围三,该纳入吗?”
地球勇士们想必已了解范围一至三,但还是梳理一下:范围一是企业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二是把企业活动中使用的电力(是煤电还是光伏电等)也计算进去的排放量,范围三是把协作企业的碳排放量也计算进去的排放量。不过范围三至今没有真正标准化的计算方法,因此已确定气候信息披露强制化的海外国家也设有缓和规定,如“首年豁免(日本)”、“750人以下企业首年豁免(欧洲)”等。当天与会者都有共识:“一开始不可能做到完美的范围三披露,但意义在于企业之间可以进行比较。”
另外,绿色和平专门委员申智允指出:“如果不把范围三强制化,温室气体高排放企业可能会试图把排放设施转移到协作企业(无气候信息披露义务的)那里,以缩小披露的排放量。”而对金融机构而言,“被投资企业的排放量=金融机构的排放量”,为了核算金融公司的排放量,范围三强制化也很重要。如大家所知,引导金融公司集中投资于低碳排放企业,也是拯救地球的极为有效的方法。
国民年金室长Yi Dong-seop也表示范围三当然必要。“不仅是被投资企业产品生产、能源使用带来的碳排放量,前后端价值链整体存在哪些风险和机会,投资者当然也应该能够捕捉到。”
制定可持续性信息披露草案的韩国可持续性基准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雄熙也作为与会者出席。整场讨论会上,他默默听着“为什么不快点做?”“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具体?”之类的抱怨,后来讲了这样一番话:“如果不了解企业现实中能否准备好气候信息披露所需的信息、准备需要多长时间就强行推行,反而会使气候信息披露失去实效性。”因此,部分条款在草案中被列为选择条款而非强制条款,他解释说:“选择条款有用,但仍需要时间;准备充分的企业可以连选择条款一并披露,从而获得激励。”
此外,李副委员长还表示:“通常制定会计准则时,企业意见大约收到3、4条,而可持续性信息披露的意见征集期还剩很多时间,就已收到130条。”到意见征集期结束(8月)时,或许会突破200条。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可持续性披露基准的制定性质截然不同,这一说法也令人印象深刻。会计有法律、有制度,而可持续性则真正是“白手起家硬碰硬”。另外,会计准则是以交易为基础(相对)容易汇总的信息,而可持续性信息披露需要把气候、生物多样性、人权、人力资本等数值化、指标化后呈现出来,据说是非常艰难的领域。不过幸运的是,正因辛苦制定了草案,企业之间也出现了这样的反应:“以前的可持续性信息披露属于小说的范畴,现在似乎进入了信息披露的范畴。”
最后,再留下讨论会上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作为结尾。在所有人都说真的很有必要、要尽快推进的情况下,希望能够顺利引入。
▲韩国可持续性基准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雄熙:从大韩商工会议所的问卷调查看,76%的受访企业回答应在2026~2028年引入气候信息披露。这在一般监管引入的时点上是不可能出现的数值(意即赞成引入的比例压倒性地高)。不过在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准备等方面需要一点时间。政府也认识到全球压力与引入后的收益两方面,正在准备。
▲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成焕:苹果早在2014年前后就宣布了RE100,称要证明“一家企业能对地球产生怎样的影响”。那时股东们还把RE100视为“成本”。苹果公开所有产品的再使用、再循环比率,而这一比率正在快速提高。苹果最大的竞争力已成为“守护地球的企业形象”。韩国若要走上这条路,政府必须以快得多的速度应对气候危机,让韩国企业能够通过气候信息披露等确认自身竞争力。
▲绿色转型研究所副所长池贤映:在准备气候信息披露的过程中,我见到的中小、中坚企业负责人把它理解为“要不要在这上面花钱”的问题。他们把气候信息披露强制化时间未定当作“眼下不必花钱”的信号。只有定下强制化时点,企业才会行动。
▲共同民主党议员闵丙德:今后的资本主义是ESG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存活下去,就不能不做ESG。我也正在构想联合执政党与在野党成立ESG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