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共同民主党前党代表李在明提出了“民生主义”。并借此抛出了税制三件套(继承税、综合房地产税、金融投资所得税)的放宽方针。在野党实权人物的突然转向,一方面令人欣慰,另一方面却令人不快。
之所以说是“不敢请,固所愿”,是因为我认为这可能成为细节政治复苏的契机。已故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曾说:“企业二流、行政三流、政治四流。”这句1995年在北京的发言至今仍被提及,意味着许多人认同这一评价。可以有多种分析,但我想这或许是我国政治长期沉溺于依赖粉丝的政治、只顾自身僵化阵营的政治的结果。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无法用善恶对决的格局、图式化的思维来简化。因此,制定法律与制度的政界作为规则制定者,准确把握细节至关重要。要在多层次、无序的案例中取得平衡,就必须学习,必须与对方共同商议。
然而国会里满是沾染了简单口号政治、只会大声喊叫的人。在意识形态庇护下停留于过去的这些人,最大的弊病在于只擅长划分我方与你方。他们不去解决问题,而是被禁忌与偏见束缚,通过制造矛盾把全部精力投入自身阵营的扩张。四流政治正是这种行径累积的结果。
从这一角度看,李前代表的减税牌本身值得肯定。仅就金融投资所得税而言,在资本市场亟需培育的时点,它存在从制度上诱使散户外流的风险。从每半年代扣代缴的落后纳税方式,到适用转让所得税时缺少长期持有的特别扣除、与房地产形成逆向歧视,问题不止一两个。
继承税与综合房地产税因通胀带来的增税严重,双重征税和惩罚性色彩也很强。在今年国家财政赤字74万亿韩元(管理财政收支,以5月为准)的局面下,税制放宽能取得多少成效尚属未知,但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是革新,就是进步。
尤其是综合房地产税在卢武铉政府时期、金融投资所得税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出台。在一味沉迷于区分敌我、单细胞且冷峻的我国政治环境中,这甚至显得新鲜。“铁票(极端支持者)已经稳固,只要拿下中间层(中立者)夺回政权就不成问题”——李前代表这种政治工程学式的计算也难以指责。因为对职业政治人而言,扩大外延是赢得选举的生死攸关课题。此外,对于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在国会门槛前屡屡饮下苦杯、沉浸于挫败感的税制当局,李前代表的转向也将成为一种激励。
尽管如此,仍留有不快。李前代表右转之所以令人不快,是因为其隐藏的意图。
众所周知,他因大庄洞开发、双铃对朝汇款等各种疑案正在受审。民主党甚至主张应弹劾调查李前代表的检察官,从根本上动摇三权分立。若在下届大选所在的2027年3月之前这些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李前代表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终结。或许正因如此,在野党事事挑刺,并与尹锡悦政权的弹劾挂钩。若立体地理解这一背景,有力政治人的豹变在公共善层面带有极其危险的因素。
民生主义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指向、是阿尔法与欧米伽,但它不可能就是全部。李前代表的“过去”,并非可以用中产阶层乐见的转向来抵消的性质。看着在自身政治危机中打出反转牌、忠实于所谓各自求生的李前代表,目光自然转向执政党国民力量。
奇观莫过于此。在党代表党内选举中,围绕被某人比作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那位”的短信等,候选人之间通宵上演给对方扣上背叛者框架的戏码。国民似乎全然不在他们眼中。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局势下,若说有一个期望,那就是希望我国国民能像在野党实权人物那样精明。希望国民忠实于民生主义,却不被民生主义所埋没。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政界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