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李正植15日表示有必要改善最低工资制度,原因在于由劳方与经营界共同参与的委员会方式存在局限。委员会方式的目的是社会对话与达成共识。但有观点指出,每次确定最低工资时该机制都未能正常运作,反而成为加剧劳资矛盾的因素。
李部长当天通过立场文表示:“决定国家最低工资的过程如同个别企业劳资进行工资谈判一样,消耗性的矛盾与争论反复出现”,并称“现在是反映此前各方对决定结构、标准等多种意见并启动讨论的时候了”,表明了推动制度改善的意愿。
每年确定最低工资的最低工资委员会,是由劳动者、使用者、公益委员各9人共27人组成的讨论机构。从委员构成看,力量是均衡分配的。而在实际审议中,关键在于劳资双方主张何种水平的工资上涨(削减)以及能作出多少让让步。
但劳资双方都只剩下各自的主张,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方案。1988年引入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劳资达成共识仅有七次。尤其有观点指出,劳资双方先提出对方无法接受水平的要求方案、再缩小分歧的审议方式,正在助长劳资矛盾。最近5年,劳方(劳动者委员)最初要求方案的区间为16.4%至26.9%。相反,资方(使用者委员)为-4.2%至0%。双方差距拉大至20个百分点以上。
这种极端的劳资矛盾,形成了由公益委员划定最低工资讨论区间并主导表决与决定的结构。从产生最低工资委员会委员长的公益委员立场看,他们承担着必须完成审议的角色与责任。每年的最低工资都在8月5日公告日之前确定。当然,若是民间劳资事业单位的工资谈判,公益委员可以在劳资双方期望的中间点尝试适当妥协。但最低工资是仅明年就估计最多影响301.1万名劳动者的国家单一工资标准。同时也是与26部法令相关联的政府政策重要基准。近来公益委员在难以达成共识时制定或运用多种计算公式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也与此不无关系。
令人担忧的是,劳资双方对公益委员的运作及工资水平均怨声载道。劳方此前多次以公益委员由偏向政府的人士组成为由要求其辞职。在今年的审议中,最终在按行业区分适用的表决前甚至出现了阻挠投票的行为。经营界对最低工资同样不满。最近10年中,劳资双方在最低工资决定后提出异议的年度有八次。但自引入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异议从未被接受。这一状况也是在最低工资审议过程中加剧劳资矛盾的因素。
从海外最低工资制度看,像韩国一样设有委员会方式的国家有日本、英国、墨西哥等。美国则如一般法律那样由国会确定最低工资。产业别谈判已成型的德国通过集体协议决定全体劳资的最低工资。荷兰则选择了依据上一年工资涨幅自动调整的方式。
但在韩国,不仅最低工资制度改善无从谈起,就连针对单一事项修改的立法讨论也受阻。在第21届国会,包括将最低工资委员会性质变更为总统所属机构的方案,以及变更最低工资委员会委员构成与人选制度、公开最低工资决定依据、按地区及年龄区分适用等,共提出了31项最低工资法部分修正法案。这些法案均因任期届满而废弃。
淑明女子大学经营专门大学院特任教授林茂松指出:“在工会组织率低至10%出头的情况下,如现行这样的集体中央工资谈判方式扩大了劳资矛盾,并使审议变质为(工会的)斗争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