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委员会委员长李仁载表示,最低工资委员会的运营制度需要改善。这被解读为对该制度未能有效引导劳资达成协议、从而确定最低工资这一制度初衷失灵的指摘。
李委员长12日在政府世宗办公楼举行的最低工资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上,在明年最低工资确定后与记者见面时表示:“现行决定体系在推进合理、有成效的讨论方面存在局限。”他还说:“应当对(最低工资委员会的)改革展开深入讨论并采取后续措施。”
李委员长所指出的局限,似在于最低工资委员会的构成与运营方式。最低工资委员会由劳方委员、使用者委员、公益委员各9人共27人组成。从委员比例看,权力似在三方之间均衡分配,但实际上公益委员掌握审议的钥匙。因为工资水平总是由于劳资无法找到共识点而通过各委员投票决定。也就是说,公益委员站在劳方还是资方一边是审议的关键。
今年审议中,劳资双方的工资差距未能缩小,公益委员便提出审议促进区间并主导投票。在第9次全体会议上,还发生了委员妨碍最低工资行业区分投票的情况。最低工资制度实施36年来,通过劳资协议确定最低工资的情形仅有7次。
工资决定标准的妥当性也时常受到质疑。最低工资法规定,应考虑生计费、同类劳动者工资、劳动生产率、收入分配率来确定工资。但这些标准并非绝对标准,因此计算公式经常变化。2000年至2010年,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是核心指标。去年和今年的最低工资则考虑了经济增长率、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和就业增长率。不少人指出,频繁变动的计算公式降低了所确定工资水平的可信度。这一批评还引发一种怀疑:是否会根据意图大幅上调或下调最低工资的政权而出现“定制版计算公式”。劳资双方也一直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解读最低工资核算的四项标准。但最低工资一经确定便无法推翻。每年劳资双方都会在最低工资确定后依据制度提出异议申请,但从无被接受的先例。
今年审议中再次出现的劳资双方提出不切实际工资方案的做法,也被指需要改善。工资水平通常是在劳资双方不断重复最初要求方案、经过调整仍无法达成协议时进行表决。因此,劳资双方都把最初的最低工资要求方案当作先发制人的手段。劳动界在今年审议中提出上调27.8%的方案。经营界则以冻结方案相抗。与最终1.7%的最低工资涨幅相比,劳动界方案相差20个百分点。经营界自2022年起连续4年主张冻结。考虑到每年物价上涨,实际上等于削减方案。由于劳资矛盾如此激烈,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审议也一再拖延。今年的审议一度令人担忧是否会继去年之后再创历史最长审议纪录。
学界一直建议减少最低工资委员会委员人数,或将该委员会常设化,以避免越是被审议期限追赶、劳资矛盾越大的局面。李委员长在2018年有关最低工资的论文中,还曾提出由政府听取劳资双方和专家意见后确定最低工资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