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不到一周便组建了“国家能源政策开发小组”。该小组由副总统迪克·切尼担任主席,国务院、能源部等7个部门的部长和6个机构负责人参与,是一个跨政府机构。国家能源政策开发小组经过四个月讨论,向布什总统提交了《美国能源政策》报告。报告称:“美国国内石油产量未来20年将每年减少12%,已达50%的进口依赖度到2020年将逼近70%”,并建议“将能源安全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同时强调,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体系对美国将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此后,美国将能源先占战略设定为国家安全政策的首要课题,展开全力战。对外与能源生产国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对内则大力扩大能源供应来源。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经济快速增长而资源需求暴增,为应对这一局面正式投身资源开发。特别是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渠道,扩大对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中亚国家的影响力。中国积极进取的海外资源开发政策,引发了世界资源市场秩序的剧变。日本也以提供经济援助为代价购买矿山独家开发权的方式展开资源争夺战。
韩国也曾积极投入海外资源开发。金大中政府首次制定了“海外资源开发基本计划”,卢武铉政府则增加对非洲、蒙古等地矿山的投资,推行资源外交。李明博政府也通过资源类国有企业大型化,积极争取石油、天然气和矿产。但此后资源外交失去动力。文在寅政府反而把海外资源开发视为“积弊”,推动国有企业出售海外矿产资产。由此,2012年曾达219个的海外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到2021年大幅减少至94个。经历新冠疫情后,能否确保石油、天然气及关键矿产等资源,已成为衡量一国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围绕油田、矿山等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运输通道确保的“资源战争”已成常态。
然而资源开发始终存在不确定性这一风险因素。项目初期不可避免地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短则5年,长则10年以上的长期投资,才可能期待哪怕一点成果。即便开发成功,收益也会因原材料价格、经济形势等外部变量而大幅波动。但对大部分能源与矿产资源依赖海外的韩国而言,无法放弃资源开发。前韩国矿物资源公社社长金信钟曾说:“眼下资源开发投资难见大成效,但只要有资源的地方,无论是非洲炎热的沙漠,还是南美洲呼吸困难的高山地带,都要奔赴过去把它拿下。只有这样,日后我们的企业才能制造并卖出更多好产品。”
上月3日,尹锡悦总统公布了东海深海油气田开发(大王鲸项目)计划。政府计划在7至8月面向海外企业举行投资说明会(路演),并从12月起在7个有望构造中的1处进行勘探钻井。考虑到“成功率约20%”,政府认为未来5年至少需钻5口井。按每口井约需1000亿韩元计算,共需5000亿韩元资金。要确保预算需国会配合,但共同民主党等在野党则表示:“‘大王鲸项目’不应成为以浪费税金告终的‘釜山世博会’的翻版”,态度强硬。鉴于将投入不小的财政资金,项目验证是必要的。但资源开发是关乎国家未来的事业,应避免以怀疑“政治目的”式的政略性态度对待。只有政府、企业与政界携手,以长远眼光一贯支持,资源开发才能见到成果。当下正需要政界为“大王鲸”的成功采取前瞻性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