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劳资双方通过明年最低工资的最初要求方案,再次显示出对工资水平认知的巨大差距。劳资双方都认为应考虑高物价带来的冲击来确定工资水平。但双方对每年决定最低工资的四项基准——生计费、同类劳动者工资、劳动生产率、收入分配的解读各不相同。对最低工资作用的认知差异也十分明显。
据劳动界与经营界10日消息,参与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劳动者委员(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与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与使用者委员(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先后公开了提交给最低工资委员会的明年最低工资最初要求方案依据资料。前一日,劳资双方分别提出比今年上调27.8%的方案和与今年持平的冻结方案。在第一次修正案中,双方分别调整为上调13.6%和上调0.1%,差距有所缩小。
双方报告中显现的争议焦点是生计费。为最低工资委员会审议提交的去年未婚单身劳动者实际生计费为月246万韩元,比今年月最低工资206万韩元高出约40万韩元。
劳动界指出,未婚单身生计费未能反映有扶养家属家庭、物价上涨等现实。报告给委员会的未婚单身生计费为246万韩元,但反映全体家庭的平均值为月375万韩元。劳动界据家庭规模,仅以生计费计算,将明年最低工资定为时薪1万2654韩元。
但经营界认为,未婚单身生计费基准也不能直接套用。其解释称,月246万韩元中包含了月收入700万至800万韩元高收入层的生计费,存在某种错觉现象。若只看低工资劳动者,将生计费判断为月172万至197万韩元才合适。经营界方面表示:“去年月最低工资为201万韩元,已超过最低工资制度政策对象劳动者的生计费。”
在同类劳动者工资问题上,劳资双方也各持一端。经营界关注的是,按同类劳动者工资基准,最低工资已超过中位工资的60%。按经济活动人口附加调查基准,去年最低工资相当于全体劳动者中位工资的65.8%。相反,劳动界认为不仅要看经济活动人口调查,还应综合分析事业体劳动力调查、按雇佣形态劳动实态调查等各机构的工资资料。
特别是围绕分析同类劳动者工资时使用的经活人口调查,劳资双方争执不下。按经活附加调查,去年未达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比例即未满率为13.7%。但按雇佣形态调查,未满率为4.2%。劳动界方面称:“经活人口统计最大的问题是不区分非全日制与全日制劳动者。”即把并未整月工作的劳动者当作工作了一整月来计算工资,会产生扭曲。
围绕韩国最低工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何种水平,劳资双方也总是对立。经营界在本次报告中首次比较了以2022年为基准的主要7国最低工资水平。将税后最低工资折算为年度,为2万5305美元,仅次于英国(2万5527美元),位居第二。劳动界则拿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以2022年为基准的时薪最低工资比较。在实行最低工资的28个国家中,韩国为7.1美元,比平均值7.4美元低0.3美元。整体排名第15位。
对于劳动生产率在统计上偏低这一点,劳资双方认知方向一致。但在解读及提出解决办法上存在差异。经营界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至去年的5年间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3%,出现下降。这一结果支撑了经营界关于生产率未提升却大幅提高工资并不合理的论据。但劳动界认为,劳动生产率低于海外的原因在于自营业者与临时工比例高,以及低工资与长时间劳动结构所致。单纯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不能成为最低工资的基准。
在收入分配方面,劳资双方围绕最低工资急剧上调时是否具有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效果而对立。双方都关注文在寅政府。经营界指出,2018至2019年最低工资急剧上涨,收入分配指标仍未改善。相反,劳动界反驳称,韩国的不平等比海外严重,且文政府时期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不平等缩小效果已得到证明。
劳资双方对最低工资的作用认知略有不同。经营界在确定最低工资时优先考虑四项法定基准与企业的支付能力。其同意,为低工资劳动者除最低工资之外还需要劳动奖励税制、扩大福利制度等其他政策。劳动界则认为,政府应以广泛的政策支援来抵消最低工资急剧上涨带来的冲击。劳动界建议需要重新引入就业稳定资金、下调自营业者信用卡手续费、保护小商圈、强化大中小企业共生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