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09 | 세종=양종곤 기자

劳方又是“先喊高价”式要求…最低工资谈判变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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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方与经营方在明年最低工资的最初要求方案上出现近30%的立场差距,这是每年审议中反复出现的现象。今年更是出现了劳方在2小时内就把涨幅从最初要求方案砍掉近一半的尴尬局面。令人担忧的是,劳方的急剧上调主张反而降低了最低工资在现场的接受度,并加快了上调速度。由于劳方将最低工资上调“斗争化”,这一状况只会愈演愈烈,此类担忧不少。

据最低工资委员会9日消息,代表劳方的劳动者委员在最初要求方案中提出10%区间涨幅的情况,自2020年(适用年度)以来到今年仅有三次(2020年、2021年、2023年)。甚至在2016年主张上调79.2%,2000年为69.1%,2017年高达65.8%。

这种状况每年都引发围绕最低工资审议的三点担忧。首先是劳方最初要求方案与最终确定的最低工资差距过大。从2020年到去年的最低工资走势看,劳方最初要求方案与最终确定的最低工资涨幅差距从未低于10%。这正是劳方在最低工资决定过程中及决定之后始终强烈不满的背景。这也带来副作用:经营方为阻止劳方过高的上调要求,坚持提出过低的涨幅水平。到今年为止,经营方已连续4年在最初要求方案中提议冻结。考虑到每年的物价涨幅,实际上相当于提出了削减方案。

这种状况使最低工资审议变得低效。劳方当天在最低工资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上提出27.8%的最初要求方案,仅2小时后就下调至13.6%,降至一半水平。也就是说,首次提案本身并非为谈判而提出,而是“先喊出来再说”式的斗争性象征方案。此前要求冻结的经营方当天提出了上调0.1%的修正方案。

今年的最低工资审议很可能重演去年的情形。当时劳资双方在提出最初要求方案后,又提交了第1至第10次修正方案,最终提出最后方案,通过表决决定了今年的最低工资。当时劳资双方展开了“10韩元为单位”的气势较量。第7次修正方案提出1万620韩元的劳方,在第8次修正方案中下调40韩元,提出1万580韩元。经营方也以从9795韩元上调10韩元至9805韩元作为回应。

另一个担忧是最低工资上涨速度越来越快。分析最低工资委员会的统计后可见,1993年最低工资为时薪1005韩元,首次突破1000韩元线,之后突破3000韩元线用了14年。但突破3000韩元线后,跨过6000韩元线的时间为11年,缩短了3年。从6000韩元线到突破9000韩元线更快,仅用7年。

这是因为在标榜亲劳动的文在寅政府时期,2018年和2019年最低工资分别上调16.4%和10.9%,实现两位数上涨。2017年的6470韩元在2018年上调至7530韩元,次年增至8350韩元,两年内上涨近2000韩元。自2007年上调12.3%以来的17年间,这样的两位数上调仅有两次。除这一时期外,最低工资在适用年度连续2年以上保持千位数相同。

以经营方为中心,不断有人指出急剧上调最低工资最终成为败招。2020年和2021年最低工资涨幅分别降至2.87%和1.5%。有解读认为,这是最低工资委员会判断为降低最低工资急剧上调带来的现场冲击而需要较低涨幅。结果,以最低工资1万韩元为目标的文在寅政府,年均最低工资涨幅为7.2%,仅停留在未提出最低工资目标的朴槿惠政府7.4%的水平。文在寅政府的最低工资涨幅高于李明博政府(5.2%),但低于卢武铉政府(10.6%)和金大中政府(9%)。政府亲自出面急速上调的局面,反而成了压低涨幅的回旋镖。

劳方坚持高幅上调,是出于低薪劳动者的生计和劳动运动的动力。经营方认为,劳方并非追求合理的工资水平,而是在进行提高工资的“斗争”。每年最低工资委员会召开会议的政府世宗办公大楼前,劳方都会举行要求上调最低工资的集会。

今年在最低工资决定前后,劳方的夏季斗争也已开始。全国金属工会将于10日举行有10万名会员参加的第一次总罢工。若16日与使用者协议会预定的谈判破裂,金属工会可能在18日举行第二次总罢工。

韩国劳总发言人李智贤表示:“最初要求方案是提出为低薪劳动者和家庭生计稳定所必需的金额水平。”他还说:“(在第一次修正方案中)经营方只上调10韩元,而我们让步了1400韩元,这一点未获评价,反而被批评为乱喊价的惯例,对此我们无法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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