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重的假劳动中,彼此在互相欺骗。”
这是指出只带来“干了活却没有成果”之感的劳动虚假性的著作《假劳动》作者丹尼斯·诺尔马克留给韩国社会的新的觉察。《假劳动》去年在韩国销量接近10万册,在读者一度冷落的人文类图书领域掀起旋风。
丹麦人类学家、组织咨询专家诺尔马克推出后续作品《真劳动》(自音与母音出版)并访问韩国。为了了解自己在韩国受欢迎的原因,他通过多家媒体细致研究了劳动制度、社会结构等。
1日在首尔中区举行的记者恳谈会上,他强调:“韩国的情况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信任度低,因而存在必须一味长时间待在办公室的强迫感,这是问题所在。”他所说的“假劳动”包括不做出结论的会议、为回答琐碎疑问而写的长篇报告、围绕报告的错别字和格式指正等。
许多人的第一个提问都集中在“丹麦劳动时间很短,假劳动问题也很严重吗”。这是因为丹麦平均每周工作37小时,基本带薪假期在5周以上,人们认为劳动者自由度很高。
“2018年书首次出版时,还有很多人感到反感。从管理者的立场来看也是如此,引发了许多争论和讨论。但由于丹麦的压力问题也在加剧,如果把合适的、准确的工作交给劳动者,工作效率会提高,个人所认为的价值也必然增大。”
以下为问答
- 韩国劳动时间很长。在韩国我们把丹麦模式视为应追求的目标,听说丹麦假劳动也是大问题,有些意外。
= 韩国的单位时间生产率非常低。反过来说,这可能正是在从事“假劳动”的证据。不过韩国人讲礼节、回避冲突,而丹麦人说话方式更具攻击性、更直接,不会回避有冲突的话题。这或许是因为丹麦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信任度更高,小规模企业较多。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管理者常常认为劳动者工作太多而想为其调整。大家力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如果有人留到晚上7点以后,管理者不会感到欣慰,而是感到难过。
- 要发生变化,需要什么方式?
= 其实管理者对员工坐多久并不关心,也不应该关心。取而代之的是对话必须顺畅进行。员工应能毫不掩饰地谈论无用的工作或浪费时间的工作。对于(在报告或文件中)纠正拼写错误之类的事,应能说出这是低效率的。
- 有实际案例吗?
= 丹麦一家企业以匿名方式,让员工和管理者分别写下假劳动是如何发生的。管理者第一次了解到从员工立场看什么是“假劳动”。(他提到的管理者在韩国职务中指组长级以上的管理人员。)我自己也在丹麦一家媒体企业工作,担任管理职务。(诺尔马克作者在丹麦广播电台DR担任副会长。)有一天我向员工提了个问题,结果收到了一份长达30页的报告作为回答。当时很尴尬。其实10分钟左右的对话就够了。我提议,今后能用一个电话解决的问题就那样解决。
- 事实上在韩国,从员工立场对上级指示的工作说“低效率”“浪费时间”等带有价值判断的话很难。在态度评价中还可能被解读为不想干活的态度。
= 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劳动者,总要有人先开始给予信任,这很重要。如果管理者展现信任,首先就要取消微观管理。那样员工也会想“原来他信任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基本上对劳动者的尊重程度较高,管理者相对谦逊。他们认为“正因为我不懂才雇用你”,并以工作上平等为前提。因此信任度也较高。
- 疫情之后大量居家办公,反而为检查是否在工作而增加了会议,这类抱怨很多。
= 在丹麦正相反。疫情之后居家办公,管理者也意识到用更少的时间也能完成既定工作。这大概是因为丹麦劳动环境中相对积累了大量信任才有可能。书中介绍的案例里有一家医院的运营案例,由于省去了管理者的管控和行政程序,只做必要的工作,认为高效的看法增多了。管理者层层叠叠的结构大概会减少。随着员工受教育程度提高,管理的必要性会进一步下降。丹麦甚至出现了管理者因少了可为难的对象而感到无聊的说法。在雇用1.5万人的工作场所,仅有两名管理者管理全体。管理者的管控减少在欧洲是新的趋势。
- 其实韩国人被长时间劳动束缚,原因之一似乎也在于没有信心好好度过晚上增加的时间。如果假劳动消失,剩下的时间我们能做什么呢?
= 与其说是没有信心好好利用增加的时间,不如说是不是忘记了该如何生活?剩余时间能做的事无穷无尽,应该思考如何生活。你们的父母一代“崇拜”工作。但你们这一代不同,也必须不同。
- 您认为韩国的低出生率问题也与长期化的假劳动有关联吗?
= 我养育4个孩子,同时拥有最佳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他身兼作家、媒体公司副会长和评论家。)一边要求每周工作69小时,一边要求生孩子,这必然是相互矛盾的。补充一点,丹麦一家快餐店发现假劳动占整体的20%,引入每周工作四天后生产率反而更高了。请记住要打破禁忌、向前迈进。请牢记“时间=生产率”这一公式绝对不成立,并持续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