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初的香港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密集的市中心,每到晚上8点,维多利亚港畔40多座摩天大楼上演的激光秀,本身就是香港的自豪。香港回归中国已过去5年,但香港的面貌依旧。越过香港边境进入中国深圳时,这种差异愈发鲜明。香港独有的特殊性,似乎成了让中国与香港不相混同、同时又保护香港的一种装置。
在现代史上,香港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替代性的、完美的空间”。代表人物是新自由主义教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代末,美国深陷通胀,英国国民厌倦劳资争议而选择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危机不断加剧。在弗里德曼看来,香港注定将成为“最适合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点站”。
他判断香港的秘密武器在于,它是“民主不起作用的地方”。香港既不受英国约束,也不受中国约束,是一种“区(Zone)”,也是一座孤岛。
历史学家、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奎因·斯洛博迪安在梳理新自由主义历史的过程中,开始关注包括香港在内的特定区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有意排除民主等政治力学关系的极端资本主义空间。作者将其称为一种裂解资本主义(crack-up capitalism),即在主权国家内部以“区”的形式制造裂缝,摆脱主权国家的干预和民主的压力,为资本开辟出口的运动。他将其命名为crack-up capitalism,也就是“裂解的资本主义”。
韩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仁川经济自由区内的松岛国际城,其城市基础设施按智慧城市建设,并以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经济逻辑运营。
这一切的源头被认为是香港模式。香港模式的本质并非“经济自由”这一抽象概念。其本质更在于:为了利用通过最高水平的经济开放与稀缺土地价值上涨而运作的专属市场,团结一致的企业精英与政府紧密合谋。若要从中国经济腾飞所用的神秘良药中只挑出一味,那便是香港——这种说法并不少见。
然而如今香港的面貌又如何呢?移交中国近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监控日益严密。财富集中也很严重。前10大富豪掌握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5%。10大家族控制着三分之一的企业。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凯蒂等人的研究,香港最富有的15%人群并不支持要求民主的运动。
放眼全球,这类独立存在的区域多达5400多个。速度也很快,过去10年间新增了近1000个。在这些区域内,税收很低或没有,雇用与解雇自由,也没有监管。最重要的是,没有民主。
例如,弗里德曼曾评价香港因为没有民主选举,决策过程不受干扰,是把资本主义付诸实践的完美容器。但在没有民主的空间里,究竟有多少可持续性?作者说,香港的未来将是裂解资本主义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