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妈妈神话”正出现裂痕。在16年任期内,默克尔以如母亲般的务实与包容型领导力,把曾是“欧洲病夫”的德国推升为法国难以企及的经济强国,长期受到这样的评价。在欧盟团结、国际社会领导力等方面,她也留下了非凡成果。2016年11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离任前访问柏林,甚至劝说本想退出政坛的默克尔挑战第四个任期。
但自去年以来德国经济步履蹒跚,这位“女帝”的弱点与过失再次凸显。以制造业出口为中心的德国增长模式,叠加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放缓等因素,已触及极限。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默克尔埋头于短期成果,推迟了劳动、养老金等根本性结构改革。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由默克尔主导的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事实上中断,德国陷入最严重的能源困境。德国国内有批评认为,这是因为默克尔推行亲中、亲俄政策的失策。
默克尔是一位与英雄气质、宏大愿景和魅力型风格相距甚远的领导人。事实上,共同的评价是,她在养老金、教育、劳动、医疗、气候变化等所有国家课题上都拥有能与专家展开讨论的自身愿景。但她并不向国民许诺虚幻的未来希望,而是专注于解决和管理当下问题。因此在推行政策时一旦遭遇反对,她便轻易后退。因为她知道选民既想要愿景,也厌恶急剧变化。她选择的是通过妥协、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一步步接近目标的道路。反对势力挑起争斗时,她便递出谈判牌。若仍谈不通,就退后一步,忍耐等待时机成熟。
“我们彼此区分,但不排斥。我们彼此争论,但不煽动、不压制他人。我们不歧视任何人,不通过挑拨他人来谋取自身利益。我们不陷入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陶醉。我们只为国民服务。”这是2018年默克尔卸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主席时的告别辞。
我国的政治领导人则完全相反。他们自认为唯有自己才是能解决时代课题的英雄。这并非为了改变什么,而是为了夸大自身能力、通过划分阵营来获取政治实利。前总统文在寅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机会将是均等的,过程将是公正的,结果将是正义的”。此后却蛮横地试验前所未闻的“收入主导增长”经济理论,造成自营业者崩溃与就业惨剧。在意识形态偏向的政策下,核电生态系统崩塌,房价飞涨。专家意见被忽视,理性的对话与妥协不复存在。
尹锡悦总统以铲除“研发(R&D)卡特尔积弊”为名把科技界搅得一片狼藉,最终又将研发预算恢复原状。在医疗改革上,方向虽然正确,但只有决断力而缺乏精细的政策能力,至今找不到出口。综合不动产税、遗产税等税制改革,以及为企业价值提升而进行的Commercial Act修订等重大政策,各部门意见不一,一片混乱。国民力量党的党权竞争者们只顾权力争斗。共同民主党则趁此空隙,把“基本收入”这类撒钱政策当作未来愿景抛出。
韩国是20世纪以来同时实现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少数国家之一,其成功成果便是“87年体制”。但在低增长固化、连程序性民主也显现危机征兆之际,保守与进步双方都在既得利益化。国民对出现具备不同于过去的能力与愿景的领导人的渴望也在升温。前景却是悲观的。随着阵营矛盾日益激烈,能够基于理性调解社会矛盾、管理危机的未来型领导人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国政治人物至今仍没有具体路线图,只是高喊使命感要改变这个错误的世界。围绕默克尔的过失与历史评价正展开激烈争论的德国,令人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