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高级官员A先生最近成为周围官员羡慕的对象。因为在韩国就读国际学校的子女前不久收到了美国顶尖私立大学的录取通知。
政府部门的另一位官员B先生被称为海外大学升学的“传奇”。因为B先生的子女数年前成功进入美国“四大医学院(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利夫兰诊所、梅奥诊所)”之一。如今官员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子女考上首尔大学医学院是“金牌”,进入美国常春藤盟校是“银牌”,两者都没实现则是“上吊牌”。
韩国青年精英出走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引领国家和企业的精英们的子女离开韩国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实际上,在大企业高管、政府高级官员、医生等专业人士之间,常能听到子女出国留学的故事。
原因很简单。首先,越是精英人才,海外工作经历越多。以国家经济中枢韩国企划财政部为例,被评价为“工作能力强”的官员在历任书记官、课长、局长的过程中,至少三次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案例随处可见。这种结构使其子女从小便不得不精通英语。政府某部门局长级人士解释称,“由于英语已经过关,大多数情况是先瞄准国内医学院,若觉得困难就转而敲海外大学的门”。
精英群体收入普遍较高也是推动海外留学的因素。例如假设送一个孩子去美国寄宿学校,按年计算费用,学费6万美元、住宿费及餐费1万美元等,至少需要7万美元(约9730万韩元)。这是非前1%高收入阶层难以承担的费用。据国际教育研究院(IIE)统计,2022~2023学年美国的韩国留学生(大学、研究生院、语言学校)为4万3850人,仅他们对美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估计达17.97亿美元(约2.5万亿韩元)。
因此最近也出现了不去美国、转向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案例。提前把妻子和孩子送到澳大利亚、准备五年后最终移民的韩国某资产管理公司代表C先生就是这样的案例。他表示,“我想留给子女的是与我不同的生活,而不是无限竞争”,“也有想把自己积累的财富完整传给唯一的孩子、不必负担遗产税的心思”。
问题在于,这些出国留学的顶尖头脑回流韩国的案例正越来越少。实际上过去不仅经营学等文科人才,理工科人才在美国就业后因隐形的种族歧视壁垒而受挫、回到韩国的案例也不少。
但最近在美国只要取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专业学位,就很容易进入年薪数亿韩元的大型科技企业就业,工作环境也更为灵活,回韩国的诱因逐渐降低。这意味着情况已不同于2000年代以后早期留学热潮兴起、中小学生成批出国留学却大多因不适应或就业失败而返回韩国的“早期留学第一代”时期。
正把子女送入美国私立大学的韩国四大企业高管D先生表示,“连被视为有力总统候选人的政治人物也有不少把子女送去海外留学,而他们是否会重回韩国也无从得知”,“看到社会领导层自身都无法展现‘贵族义务’,却在谈论吸引半导体人才之类的话,就会有一种被剥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