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过高的遗产税负担持续下去,企业只能一个接一个地离开韩国。应当引入资本利得税,即在股东家族出售公司、实际产生收入时再征税。”
黄承渊(图)庆熙大学社会学系名誉教授(遗产税制改革论坛代表)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提高声调表示:“即便把其他问题放在一边,仅推进向资本利得税的转换,也能解决韩国折价、提升企业竞争力等多个问题。”
黄教授是较早主张废除遗产税、实施资本利得税的学者之一。资本利得税的方式是,父母传承财产时不征税,其后后代出售资产、实际产生收益时再课税。总统室政策室长成太胤也曾直接提及资本利得税改革的必要性,这一议题在执政党与政府层面正被认真考虑。
黄教授强调:“这是一种因遗产税而使公司经营不得不中断的结构。”韩国遗产税最高税率若计入最大股东加征,可达60%,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
他主张:“现行遗产税是在没有产生收入的状态下课税的制度”,“因为继承公司基本上继承的不是财富,而是经营权这一权限”。他还表示:“三星集团在故李健熙会长去世后不得不缴纳12万亿韩元税款,NEXON Games也因创始人去世后6万亿韩元遗产税无法全额缴纳,曾以股票实物抵缴。”
黄教授提高声调表示:“如果现在不立即纠正遗产税,韩国将比其他国家落后数十年。”他以瑞典为例。瑞典曾将遗产税最高税率维持在70%,在企业外流严重的批评舆论高涨后,于2005年转为资本利得税。
他说:“阿斯特拉(现阿斯利康)、宜家、以牛奶盒闻名的利乐、H&M等都因遗产税负担而离开了国家”,“此后瑞典最终取消了遗产税,但离开的企业没有回来”。宜家至今仍将总部设在荷兰。阿斯特拉则因创始人遗属即使卖光股票也无力缴纳遗产税,最终被英国制药企业捷利康收购。
黄教授主张,即便在继承时点不课税,只要家业正常维持,中长期也能通过法人税回收相当于遗产税的财源。他解释说:“在德国做模拟测算显示,7年时间国家通过法人税获得的收益就相当于遗产税所得”,“因此德国将家业继承扣除的维持要件期限从10年下调至7年”。
黄教授主张:“只要遗产税正常化,韩国的企业价值也会上升,年金基金收益率也能提高。”他指出:“某纺织企业的市值约7000亿韩元,而其资产约为4万亿韩元”,“若该公司市净率(PBR)升至1倍,就会出现税负扩大近6倍的问题”。这意味着,从大股东角度看,为躲避遗产税炸弹而回避股价提振措施的动机必然很大。
他还表示:“在确定资本利得税率时,考虑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有遗产税的国家平均税率为26%,主张定在略高一些的30%水平尚可接受”,但“必须记住,若把没有遗产税的国家也计入,OECD实际平均遗产税率仅为13%左右”。
他认为,一般财产的遗产税扣除额也应提高。黄教授提高声调表示:“自最后一次调整遗产税率的金大中政府时期以来,房地产等各类财产价值急剧上升”,“与过去相比缴纳遗产税的人急剧增加,以至于对中产阶层而言,配偶去世后还得搬家,变成了一种死亡罚金”。他还强调:“人类文明是通过积累而发展的”,“积累是人的本性,若加以禁止就没有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