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听到“bada”和“vada”时,两者都会被识别为“바다”。也就是说,他们不区分“b”和“v”。英语中也有不加区分的发音。我们区分“쌀”和“살”,但英语“sign”的发音在“싸인”与“사인”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在韩国部分地区,也有人不区分“쌀”和“살”。
如果某种特定发音在语言习得期内被排除,大脑就不会形成用于该发音的回路,最终两种发音会被识别为同一发音。也就是成为并非两个、而是一个存在的声音。基本发音数目依说法不同而有差异,据说中国约200多个,日本约100多个。韩国约为2700个,而韩国可标记的发音数量应该要多得多。
如上图所示,中国的汉字,字本身就是一幅小图画。意思是说,它是用图画表现事物/事件的文字。汉语使用者一听到话语,就必须立刻联想到文字。因为同音的情况很多。上表中也可以看到发音相同的汉字。利用相同发音的谐音也会造出迷信。把“福”字倒着贴在门上,因为“倒”(颠倒)与“到”(进来)发音相同,“福倒着贴着呢”便被读作“福进家里来了”这样的日常话语。在中国人的发音世界里,“福倒了”与“福到了”并不区分。还有更有趣的谐音。送伞(傘)就成了要分手(散)的意思,一起坐着“切梨吃”(梨開)就成了“离开”(離開)的宣言。这些都是迷信式的禁忌。
汉字的优点或许在于,即使是语言不通的民族之间,也能通过使用汉字以文字记录进行沟通。多亏了汉字,中国大陆成为文字可以沟通的地区,政治上得以形成一个国家,但由于语言不同的族群不止一两个,恐怕并非完整的统一。
汉字这种图标,是表现事物/情境/动作的“小图画”,说得极端些可以说是静止的动态影像。文字本身是静止的,但对于识别它的主体而言,汉字被表征为被赋予了时间的心理动态影像。因此汉字的“小图画”,其形态以至字形的结构布局都极为重要。因为结构的顺序就是时间,形态构成在文字的识别、记忆、意义生成上成为决定性因素。
最近中国把表示“丰富”的“豊”字改成简体字,实在不是清醒之举。因为简体字不是“图画”。它只不过是暗示“豊”的“符号”。换句话说,这是对汉字精神的破坏。英语也重视文字的形状。“knife, knight, know”之所以无法改写成“naif, nite, nou”,恐怕是因为无法舍弃“图画”的样貌。文字的图画性特征也同样重要。韩文的字形由于超越了西方字母的水平限制,采用了水平/垂直的结合,字形的多样性令人惊讶。
语言听觉的机制理所当然也会影响音乐聆听。也就是说,已经形成的语言神经回路会影响旋律的聆听与创作。因为两者都是听声音的工作。当新的音乐被引入、听惯之后,旋律聆听的大脑回路也会随之改变,但已经形成的回路仍会留存。中国的音乐,无论是传统音乐还是流行歌曲,都应视为处在汉字的文字理念之内。因为已经形成的大脑回路在运作。
中国的音乐直接表现标题的视觉意象。用筝演奏的、意为“在渔船上歌唱黄昏”的《渔舟唱晚》,以音描绘江边的傍晚。就像在画幅上作画一样,是用从筝中流出的声音所作的画。《月江鹰游》或“春日江边美丽的月夜”也同样如此。下图上端所写的是那首诗的标题。
春江花月夜 表音文字的使用者听到声音后会直接进入意义世界,而汉字使用者则是听到发音后先联想出文字,即“小图画”,再由此进入意义世界。汉字使用者在听音乐时,也不是构建由音—形态组成的音乐空间,而是在音—形态中寻找“小图画”。简单地说,听音乐不再是构建音乐结构的工作,而成了构建图画结构的工作。
相反,以音本身构建音乐空间的音乐,则把由若干个音构成的“格式塔”(gestalt,意为“样貌”)以建筑的方式组装起来。其组装规则来自我们的生活空间。提问/回答、呼应/拒绝、上行/下行、登场/退场等就是这样的结构。这是把生活与语言的对称结构反映到音乐中。命运交响曲的“咪咪咪 哆—”与“来来来 西—”是呼应结构,
但若对“咪咪咪 哆—”用“来来来 索—”回答,就成了拒绝或要改变方向的意思。
然而若作如下变形,便成为令人喘不过气的发展、富有速度感的上升。
格式塔的结构虽借自生活现实,但它所生成的意义却产生于音乐空间之内。不仅如此,所形成的意义会造出感受,并由此唤起情感。这就是我们通常聆听音乐的机制。
语言对音乐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的情形。韩国与日本的音乐也具有源自语言和文字的独特之处。欧洲也是如此,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音乐存在细微差别。与意大利或德国不同,英语像“knight”那样偏重“文字图画”,由此会让人想到,英国人的音乐聆听中是否也渗入了语言机制。虽然难以具体言说,但欧洲各国的音乐彼此略有不同是确定的。在世界各国中,可以说中国人的音乐聆听最为独特。原因就在于汉字的特异性。
过去大量使用汉字的朝鲜或日本恐怕也类似。就此而言,如今我们生活在专用韩文的时代,也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如今韩国的精神世界与中国、日本不同,已成为西方世界。我想,这或许正是并非日流或中流、而是韩流(Korean-wave)在全球泛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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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著作]《诗与节奏》(1981,修订版2011)、《看音乐》(2009)、《世界的音乐》(2014)等
[翻译]《符号学理论》(U. Ecco,1984)、《西方音乐史》(D. J. Grout,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