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8 | 여론독자부

[金在天专栏] 理解亚洲“安全架构”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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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表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过于严峻,因此需要的不仅是战术层面的政策调整,而是全新层次的"安全架构(security architecture)"。正如李光耀所预料,全球安全架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印太地区最为突出。美国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正处于这一安全架构变化的中心。

美国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两项重要战略资产。一是国际制度,二是与将近60个国家缔结的同盟及准同盟。国际制度与同盟都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构建并精心经营的战略资产。2017年特朗普政府公布印太战略,正式加强对华制衡,但由于轻视制度与同盟的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倾向,美国未能很好地运用自身独有的战略资产。与此不同,美国总统拜登积极运用各种制度来制衡中国,即实施"制度性均衡战略",并引导同盟及伙伴国家共同参与这一战略。

首先是对多边及小多边制度的运用。特朗普政府对亚洲多边外交并不上心,而拜登政府则利用东盟地区安全论坛(ARF)、东亚峰会(EAS)等多边主义外交舞台,争取区域内国家的响应。但其基本认识是,多边主义制度参与国家过多、目标过于宽泛,在得出实质性成果方面存在局限,因此转而构建并运用少数国家参与的小多边制度。代表性例子是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参与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参与的奥库斯(AUKUS)。2023年还启动了韩美日三国小多边安全协商机制,2024年启动了美日菲三国机制。这类小多边安全协商机制在合作目的与性质上各有不同,但与灵活性不足的既有多边主义制度及双边同盟明显区别开来。

美国不仅运用QUAD这类规模较大的小多边制度,还针对各类议题打造并运用"小规模"小多边制度,因规模极小也被称为"微型(micro)"小多边制度。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将这类小规模小多边协商机制称为"定制型或临时性机制(bespoke or ad hoc bodies)",他主张,与体量庞大的协商机制相比,其优点在于在特定事项上利益一致的国家可立即展开合作并迅速得出具体成果。它还有一个优点是,可以推进印太战略主要对象国——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所偏好的、专注于开发合作与海洋合作的小多边合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小多边协商机制取代既有的多边主义制度与同盟。相反,人们期待它们与既有制度及同盟形成互补,进而相互协作、构建有机关系,产生"乘数效应"。初期可能略显混乱,但最终目的是形成各类制度与同盟产生协同效应的"安全网络"。坎贝尔副国务卿将此称为"格状(lattice-like)"安全结构,但既以协同效应为目的,"安全网络"似乎是更贴切的表述。在这样的安全网络中,同盟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

由于中国威胁急剧上升,也有人提及建立"亚洲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的必要性,但在亚洲构建集体安全同盟是不可能的。冷战时期如此,新冷战时代亚洲各国的战略利益也大相径庭。反映这一现实的战略就是"安全网络构建战略"。总之,以美国为轮轴、美国盟国为轮辐的"轮轴—轮辐(hub-and-spoke)"式亚洲安全格局正在走向终结。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会更多要求同盟之间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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