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全球货币政策转向(pivot)的时点,全世界都高度关注。欧盟(EU)与加拿大等国的中央银行本月初已启动基准利率下调,但美国上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韩国该走哪条路?延世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前韩国经济学会会长金正植17日表示:“由于内需萎缩,普通民众生活非常艰难,越到下半年金融不良资产将越大”,“如果汇率稍稍稳定,我在考虑是否跟随欧洲的趋势比较好”。关于财政政策,他表示:“由于长期来看财政在恶化,有必要在不使健全性恶化的范围内考虑放松。”
——欧洲中央银行(ECB)和加拿大银行等本月初下调基准利率后,出现了全球降息是否已经开始的预期。
△美国经济景气繁荣,有可能推迟下调基准利率。相反,包括欧洲和韩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衰退严重,情况上需要稍快些下调。欧洲因为衰退严重会引发金融不良等多种副作用,所以在美国之前就降了息。但一降息,因美元强势汇率会上升,进口物价升高等问题就会出现。
——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上周连续第7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5.25%至5.5%。
△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3%。物价涨幅要降到2%区间才能降息,应当认为还需要一些时间。美国大选在11月,但美联储政治上独立,不受影响。油价因中东战争处于缓和状态且处夏季而保持稳定,但11月以后可能再度不安。此外,最近有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因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AI)技术开发等提高到3%区间。美国经济不易冷却,降息延迟、高利率相当长时间持续的可能性很高。
——韩国应如何实施金融政策?
△韩国银行似乎认为可以在美国降息之后再降息。因为我们的物价虽低至2%区间,但存在公共和服务费上调因素、农产品价格上涨,还有油价上升的可能性。韩国银行尤其非常担心汇率走高导致进口物价上涨。问题在于内需景气萎缩使普通民众生活非常艰难。由于房地产项目融资(PF)等,储蓄银行等的金融不良越到下半年将越大。美国的通胀是需求拉动型,提高利率需求就会稳定。韩国是成本推动型,只有油价或汇率下降才能控制物价,靠提高利率来控制并不容易。高利率虽有直接或间接降低通胀预期的一面,但可能带来副作用。现在正处于是在美国降息之后再降,还是跟随欧洲降息的选择路口。
——对房地产PF、个体经营者负债等金融风险有无应对办法?
△有必要采取刺激内需的政策。提前降息、放松财政、或使房地产相关税制更灵活等有多种办法。房地产税制需要修改法律,因此不容易。可以运用财政政策的环境变好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对比财政赤字2020年因新冠疫情为5.8%,去年降至3.9%。3%区间的水平仍然偏高,但相比其他国家可算不错。不过要考虑到,即使扩大财政,在低增长和老龄化趋势下税收减少、福利需求增加,健全性恶化令人担忧。
——财政健全性长期恶化是否不可避免?
△在韩国,除公务员和公共企业职员外,大体上都是在40多岁后期至50多岁初期退休。养老收入几乎没有准备。因此劳动者考虑到退休后的生活要求大幅提高工资,企业则以提前退休应对,恶性循环反复。这与拿得稍少但长期工作的日本方式不同。结果在50多岁的10年间几乎要在没有收入的状态下度过。结果是政府要靠公共岗位等来养活。政府放钱就会产生通胀,原材料价格上涨,住房价格也可能升高。生活艰难,工资也可能上涨。在开放经济中物价持续上涨,会因汇率上升使日子更加艰难。南美已有过那样的经历。汇率走高,可能出现在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前崩塌的局面。
——有分析认为韩国潜在增长率下滑,跌破2%区间已不远。
△潜在增长率可以通过新技术开发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人口增加等而提高。人口增加因低出生率已变得困难。但新技术开发的条件已好到几乎与产业革命时代相似。电动车、电池、生物、无人机等领域新技术层出不穷。就像靠半导体吃了20年一样,若以新技术确保新产业竞争力,未来20年也能过得好。日本把造船、钢铁、电子等主力产业让给了韩国,却未能找到新产业,经历了30年的经济萎缩。我们也迎来了把主力产业交给中国、必须寻找新产业的时期。条件非常好,但投资风险大,因此政府应积极支持。
——政府能以何种方式支持培育新产业?
△首先应通过教育培养专业人才。还要帮助民间企业减轻技术开发风险。就是要实施新产业政策。要培养人才就需要改革教育体制,但如医生罢工那样,利益集团为共同取利而以集体行动加以阻挡。制定制度的国会议员受到利益集团影响。要实现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就必须改变制度,但很难。所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很难。新产业政策缺乏长期愿景也是问题。
——在执政党席位少于在野党的局面持续之下,法律和制度改善变得更难。
△必须施压让国会通过法律。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宣传,使国民容易理解政策。为此有必要打造核心政策品牌。
——国家的长期愿景为何必要?
△有长期愿景,国民才会信任并参与。企业也只有未来光明才能投资。中国带着20年、30年的愿景强力推进。我们的政界只沉迷于争夺权力和政争。对5年后发生的事,有一种“又不是我来做”而毫不在意的倾向。新的产业革命良机到来,却未能好好培育新产业。
——个人投资者在卖出韩国股票、买入美国股票。我们的经济是否存在根本性问题?
△在高增长时期,全球标准并不那么重要。即使征高税或加强监管,因能获得高收益、收益率高,资金也会投在国内。但在低增长时期,如果法人税或转让所得税等课征高于全球标准,资金就会全部流出、产业空心化,国家会衰败。
——中国的追赶速度似乎太快。
△应当认为中国总体上已在超越韩国的技术。连流通市场也在被中国吞食。半导体等剩下的几项技术也会很快被追上。现在在日本、在中国都要出现赤字了。美国的情况也不轻松。美国若实施高利率政策就会出现美元强势、贸易赤字恶化,因此降息后为解决贸易赤字会强力实施保护贸易。如果在新产业中不具备竞争力,我们的经济将非常艰难。政界只搞政争,劳动生产率在下降。房地产价格近年大幅上涨,因资产带来的贫富差距也变得非常严重。那样一来,国民最终会要求用税收来解决问题的“大政府”。在4·10大选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今后的总统选举中也可能出现。
——韩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解决它该怎么做?
△在传统产业退场、新产业崛起的转型期若不能好好应对就会受到打击。但若应对得好,未来可以非常光明。首先要尽快打造培育新产业的核心政策品牌。也必须缓解财富不平等。由于80%的财富以住房等房地产形式存在,稳定住房价格很重要。房价变贵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没有好好建成。必须建设顺畅连接市中心与郊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此外还要警惕财政性通胀。过去韩国银行大量印钞产生了货币通胀,因此让韩国银行独立。现在,认为大幅放松财政就能改善景气、在选举中取胜的民粹主义想法广泛流传。
◆He is…
1953年生于庆北醴泉,毕业于延世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延世大学经济学部教授、该校经济大学院院长和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等。作为精通国际金融的经济学家,曾历任韩国金融监督院金融监督咨询委员长、国民经济咨询会议金融与国际分科委员长、韩国经济学会会长、韩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韩国社会科学协议会会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