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本质上是消费的存在,而这种消费超越单纯满足需求,是显示社会地位与归属感的行为。”——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在韩国教育费支出状况中,把课外辅导费持续增加的原因单纯归结为公共教育的问题是不够的。要理解课外辅导费问题的本质,必须深入审视与人类消费欲望相关的心理因素。
按照托斯丹·凡勃伦的“消费理论”,人类的消费超越单纯生存需求,是为了表达社会地位与归属感。这与购买奢侈品一样,课外辅导也可在这一脉络中理解。
2023年韩国课外辅导费支出总额达27万亿韩元。这不仅是为子女学习成绩的投资,更意味着父母为保障子女的未来,或为维持乃至提升社会地位,将课外辅导视为必需消费品。人均月平均课外辅导费为43.4万韩元,同比增长5.8%,高于消费者物价涨幅3.6%。可见课外辅导费增加不仅出于经济原因,还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特别是收入越高的家庭课外辅导费支出越多的现象,更加印证了该理论的合理性。月平均收入800万韩元以上的家庭在课外辅导上支出67.1万韩元,而月收入不足300万韩元的家庭支出18.3万韩元。这不仅源于收入水平差异,也源于希望通过更好的教育让子女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的欲望。
另一方面,属于公共教育的2023年地方教育财政拨款为75.7万亿韩元。这一数字较2010年的32.29万亿韩元大幅增加,而同期学龄人口则从734万人减少至531.2万人。公共教育财政持续增加,但对课外辅导的依赖度并未下降,原因不仅在于公共教育的质量问题,更在于由于父母的消费欲望和心理因素,课外辅导已成为一种必需消费品。
现在需要新的思路。要解决课外辅导费问题,应引入在公共教育体系内支持课外辅导费的方式。最近教育发展特区、国际化教育特区等使教育自主权下放地方,正是进行此类创新尝试的良机。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各地特点与需求,引入由公共教育财政支持课外辅导费的新模式。
这种思路有若干优点。第一,可以降低对课外辅导的依赖度。通过在公共教育内提供消费者所需的辅导教育项目,可使家长不再感到需要另行参加课外辅导。第二,由此可提升教育的平等性。支持所有家庭不论收入都能获得高质量教育,从而缩小教育差距。
归根结底,课外辅导费与公共教育财政的失衡问题不仅是教育政策问题,还与人类的消费欲望和心理因素深度相关。只有理解消费之人的本质欲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探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外辅导费问题。为实现公共教育与课外辅导的平衡,重要的是改变对教育的认知,营造所有学生都能平等接受教育的环境。为此,正是政府、教育当局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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