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执政党决定推进下调遗产税最高税率并废除对大股东的加征课税。共同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对遗产税改革和综合房地产税调整持积极态度的声音。曾任韩国税务学会会长的仁川大学经营学部教授洪基用10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世界最高水平的惩罚性遗产税打击了经营企业的意愿,对招商引资也是负面的”,“应将遗产税最高税率下调至全球平均的25%左右水平”。洪教授还提出:“综合房地产税是把政策失败转嫁给国民的不正常税种,应立即废除或大幅放宽。”
—有很多人指出遗产税改革迫在眉睫。
△我国遗产税最高税率为50%。大企业大股东的遗产税率因加征最高达60%,属世界最高水平。2000年《遗产税及赠与税法》修订后,物价水平上升、经济规模扩大,但一直未加以反映。与1999年相比,2023年物价上涨近4倍,住宅价格也急剧上涨。1999年只有继承首尔江南狎鸥亭洞60坪的公寓才成为遗产税征收对象,而现在首尔江南30余坪的公寓也往往要缴纳遗产税。遗产税已从“富人税”变成了“平民税”。遗产税缴纳额从2000年的5137亿韩元增至2021年的5万1764亿韩元,20年间膨胀了10倍。
—美国等其他国家的遗产税情况如何?
△美国每年根据物价涨幅提高遗产税扣除上限。去年美国的遗产税扣除上限达1290万美元(约176亿韩元)。夫妻合计可将约350亿韩元的财产无税传给子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瑞典等12个国家完全没有遗产税。有遗产税的其余国家平均遗产税率也仅为25%。可见我国遗产税大大偏离了全球标准。现在应摆脱“为富人减税”的框架,从“为平民减税”的角度来检讨遗产税改革。考虑到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需要对课税区间、最高税率等进行大幅调整。应尽快将遗产税最高税率下调至OECD平均的25%水平。
—过高的遗产税带来的副作用不少。
△继承的欲求接近人的本性,过度抑制最终会对国民福利和国家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过高的遗产税成为加剧国民居住不安、阻碍企业持续经营的因素。若维持现行遗产税,资产集中于房地产的个人其居住将变得不稳定。没有收入的高龄住房持有者可能为缴纳遗产税而出售房产。
—有很多人指出遗产税负担也对企业经营产生不良影响。
△我国大企业在创业后到第二代,因创始人持股比例较高,通过继承尚能一定程度维持治理结构。但进入第三代、第四代后,随着持股比例下降,缴纳遗产税后维持治理结构变得困难。像现在这样按60%最高税率缴纳遗产税,实际上无法维持经营权。高遗产税率正在打击经营企业的意愿。由于遗产税负担,中小企业干脆关门停业。
—高遗产税负担对吸引外国企业投资是否也是负面的?
△以2021年为准,我国遗产税及赠与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达2.4%,在OECD成员国中遥遥领先居第一位。远高于第二位比利时的1.7%,是OECD平均(0.4%)的6倍。这会让人形成一种认识:在韩国做生意赚了钱,可能被国家以税收方式拿走。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期待外国人在我国创业或投资。
—关于综合房地产税,野党也提出了放宽的说法。
△OECD成员国中,除韩国外没有国家将住宅与土地价值合并、在财产税之外另征综合房地产税。这从根本上是不符合全球标准的税种。综合房地产税误导公众以为可以用税收解决房地产问题,从而引发国民间矛盾,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政策。宪法第35条第3款规定“国家应通过住宅开发政策等,努力使所有国民能够享有舒适的居住生活”。这强调住宅价格稳定应通过以供需为中心的住宅开发政策,而非依靠税收来实现。动用税收来稳定房价,是背离自由市场经济的想法。通过课税稳定房地产价格是不可能的。
—文在寅政府主张综合房地产税是“镊子式课税”。
△“镊子式课税”是财政学和经济学中都不存在的虚构用语。文在寅政府以“综合房地产税对象充其量只有1%”的方式试图分化国民。综合房地产税首先是超出国民税负能力的课税,可以说是剥夺财产权的惩罚性税收。对住宅的课税本应细致考虑纳税能力等因素,而综合房地产税的征收并非如此。政府以错误的住宅政策推高房价,却把责任推给国民,这是不应有的事。综合房地产税是把政府政策失败转嫁给国民的典型不正常税种。
—那么综合房地产税应如何改革?
△OECD成员国中对多套房持有者重课税的只有韩国。众所周知,有多套房持有者才有租赁住宅市场。对多套房持有者重课税,税负会转嫁给租赁住宅居住者,这本可充分预见,但文在寅政府忽视了这一市场原理。应尽快将不合理、充满矛盾的综合房地产税正常化。原则上应予废除。不过也需考虑到最近韩国宪法法院作出综合房地产税合宪决定、部分国民对废除综合房地产税仍持否定态度等因素。即便如此,综合房地产税也必须大幅放宽。
—也有主张认为需要废除金融投资所得税、放宽股息所得税。
△金融投资所得税可以说是资本市场的转让所得税。它是对交易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等取得超过一定金额(股票5000万韩元,其他250万韩元)收益的投资者征收的税。原定去年起实施,但考虑市场状况等,经执政党与野党协商推迟2年。从美国等主要国家实行股票转让税制度来看,金融投资所得税符合全球标准。但我国股市因外国上市企业不足、国际化不充分等原因,在全球竞争中较为脆弱。就此而言,不能单纯强调“有所得处有税收”的课税原则。有必要综合考察国内外股市条件等,再展开金融投资所得税的讨论。鉴于有人担忧实施金融投资所得税会导致外国投资者等撤离、我国股市受到重大打击,暂时暂缓课税较为妥当。有必要进一步推迟实施时间。
—股息所得税应如何处理?
△股息所得与利息所得合计年超过2000万韩元即纳入金融所得综合课税对象,适用较高税率,有必要对此加以细分。应像美国那样,对股票长期持有者与短期持有者适用差别税率的方式加以放宽。有必要转向对长期持有者给予优惠、对短期持有者仍适用累进税率的方向。长期持有股票的投资者应被视为对企业成长有贡献的爱国者,应与追求短期价差的人区别对待。
—为经济注入活力的税制政策方向如何?
△首先要减轻企业的税负。其中最典型的是法人税。有必要将目前24%的法人税最高税率下调至美国水平的21%以下。若维持高法人税率,只会让人形成“难以经营企业的国家”的印象。税率高并不意味着法人税税收会增加。最近法人税税收恶化,是因为杀手级监管、惩罚性税收等难以经营企业的环境削弱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必须建设适合经营企业的国家,而法人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条件。
—庞大的野党以“为富人减税”为由反对下调法人税。
△“为富人减税”是把富人概念硬套到税收上而造出的政治性用语。把并非自然人而是法人的企业指责为富人,是荒谬的主张。也有主张以税收不足为由,认为下调法人税等应慎重,但那是短视之见。当然可能存在税收一时减少等副作用。但下调法人税会带来经济良性循环效应。税负减轻的企业经营得好,税收自然增加,经济规模也会扩大。员工工资上涨,福利也会随之改善。今后应持续推行减轻企业税负的税收政策。
◆He is…
1960年生于忠北忠州,毕业于中央大学经营学系,在亚洲大学获得经营学博士学位。1995年起任仁川大学经营学部教授,曾任韩国福利经营学会会长、韩国税务学会会长。2010至2013年的4年间,担任纳税人团体韩国纳税者联合会会长。著作有《税法原论》《地方税法》《K-IFRS会计原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