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8 | 서경IN

乐谱与世界观?[徐宇锡的文化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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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了解记录音乐的乐谱。乐谱可分为两类:用于记录保存的乐谱,以及用于阅读歌唱的乐谱。世宗整理宗庙、文庙祭礼乐所用的井间谱属于记录保存用,而以“飞吧,鸟儿们”开头的“儿童节”歌曲的五线谱则是为了阅读与歌唱的乐谱。

欧洲的五线谱始于为回忆旋律而画在歌词上方的曲线。那是标示上行、下行、回绕—进行的符号。这些出现于9世纪的符号随时间不断变化发展。这种符号的名称“纽姆”(neuma),据说其词源是希腊语的“记号”(neuma)。

变化始于横贯符号行列的水平线。以笔按压刻出痕迹的水平线,是用于标示同一音高的线,后来扩展到多种颜色、最多七条。到了巴洛克时代,世俗音乐归结为五线谱,宗教音乐则定型为教廷刊行的《Liber Usualis》的四线谱。正如语言从单词开始,音乐的记录也是从两三个音符的组块开始的。《Liber Usualis》的音符就呈现出那样的组块形态。

节奏同样被以组块方式把握与认识,也就是被作为模式来认识。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为六种模式编上1号至6号来使用。这就是“节奏模式”(rhthymic mode)。当纽姆给出音高行列后,就从六种中选择其一来演唱。

20世纪初韩国流行歌曲中出现的“嘭嚓”节奏同样是节奏模式。世界杯热潮时期,有记者打电话来问我关于助威团呼喊“大韩民国”的问题,我随口回答说“韩国式的特征,嗯,那种东西并不存在”。如今想来,“大——韩民国”正是“嘭嚓”节奏的变形。即“嘭—嚓嚓,嘭嚓”变形为“嘭——嚓,嘭嚓”。从音乐上看两者是相同的。

接受音乐的态度是多样的。对于语言而言,把握意义或许是首要目标,但音乐没有这种优先态度。聆听交响曲的一个乐章与聆听祭礼乐中“迎神”部分的态度彼此不同。若前者以欣赏为目的,后者则是向神灵请求“请到此处来”。那大概是我们听不懂、也不该听懂的音乐。

再看印度音乐。印度人并不把音乐视为欣赏对象。音乐是引导人走向涅槃的伴侣。据说“vimuksh”一词同时意味着涅槃与音乐。因此,把他人的音乐记录下来、边读边模仿的演奏属于禁忌。

如果乐谱是文字,那么演奏就是话语。文字是为了日后阅读的手段,而话语是把心中想法直接向外释放的行为。话语或许会向读文字的人抗议:“你能一模一样地重复我的话吗?”而文字则会抗议:“把内心牵引出来盖成房子,与你何干?”话语造就江河的流动,文字则建造房屋。若说胸膛在说话,那么头脑在写字。但二者也会一致。文字如建筑般与重力握手,话语也如江河般与重力握手。可以说文字向上,话语向下。

韩国的音乐中也曾有话语的音乐。朝鲜王朝的音乐兼容了“象征的音乐”(宗庙祭礼乐)、“文字的音乐”(清声曲)与“话语的音乐”(散调)。散调一直延续到申快童(1910~1978)和金竹坡(1911~1989)。散调是以“且听我这番话”开头的、胸中的故事。大概正是取“散落的故事”之意,才取名为“散调”。

散调精神的消亡,是西洋音乐对朝鲜王朝音乐造成的最大损害。对于光复后从小学起就接受读谱与歌唱教育的人们而言,话语的音乐恐怕无法存活。学会读谱的人后来成为大学教授,把散调改写成了五线谱。这是越界之举,但或许也是无法阻止的事。

印度音乐采取分为序奏“alap”与本奏“gat”的形式。序奏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过程,本奏是抵达涅槃的过程。两者各自都要花近30分钟的漫长时间。一旦到达涅槃便不再回到地上。可以比喻为耗时漫长的渐悟渐修的音乐。

还有另一种听音乐的态度。那就是音乐本身。甘美兰是敲击锣(gong)与编钟(chime),呈现悬浮于天空之声的音乐。在这种由锣与编钟的金属之声汇聚而成的音乐中,可以感受到时间停止的喜悦。可谓是突然顿悟的涅槃。若作比喻,那是顿悟顿修的音乐。

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gamelan) 听音乐的态度如此多样。从声音中,我们既想象神灵的模样,也想象神的话语。大概是因为声音看不见吧。据开化期外国人的记录,美军军乐队奏着进行曲穿行钟路街头时,看到此景的朝鲜人被那宏大华丽的声音惊得几乎晕倒。那份惊讶,如今的我们恐怕连想象都难。

声音与音乐就这样把我们引向恐惧与神秘、惊讶与赞叹。以声音为材料造成的空间,换言之,音乐是并不存在于我们外部的世界。应该说,它是仅存在于我们大脑之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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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著作]《诗与节奏》(1981,修订版2011)、《看音乐》(2009)、《世界的音乐》(2014)等 [译作]《符号学理论》(U. Ecco,1984)、《西洋音乐史》(D. J. Grou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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