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之所以急于推动Commercial Act修订,根本原因在于判断我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压制了股价。期待通过修改Commercial Act,强制要求企业经营层(董事)作出基于股东利益的经营判断,从而让回购注销库存股、扩大分红等能够推高股价的“价值提升计划”也加快步伐。
但财界和法律界专家的意见不同。更多的是担忧之声:从一开始就基于错误诊断开出药方,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产生原本没有的副作用,削弱企业竞争力。
首先有观点指出,一旦修法确定,将形成全球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仅属于我国的“屋上架屋”式监管体制。
眼下我国早已以拥有全球最宽泛、最含混的背信罪适用标准而闻名。仅看涉及企业人士背信的法律,就分散在商法上的特别背信罪、刑法上的业务上背信罪、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上的加重处罚适用等多处。在刑法中处理背信罪的国家,全球也仅有我国与日本、德国3个。而德国和日本至少对犯罪构成要件作了严格规定,我国的标准却“怎么套都行”,含混不清,压制经营者的批评从未间断。
同时对公司和股东都设定忠实义务,在全球实际上也几乎只有我国。在刑法上设有背信罪的日本和德国,只要求董事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美国虽有部分州设有对公司和股东的忠实义务,但与韩国不同,并未设置背信罪规定。本已拥有全球最重背信罪规定的我国,这等于要再给自己加上一道脚镣。
庆熙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权在烈警告说:“如果让董事会不仅对公司、还对股东利益承担法律责任,责任范围将异常扩大,将无法吸引优秀人才”,“董事会可能不作出必须作出的决策或一再推迟,这不仅会冲击Commercial Act体系,也会给企业带来百万吨级的冲击。”
更何况我国韩国大法院一贯认定:△公司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应严格区分;△公司的董事并不处理股东的事务。专家指出,如果修法要求董事对股东承担忠实义务,将产生法理冲突,可能动摇法律秩序。
财界一位相关人士解释说:“韩国法务部起初也因担忧这一点而持续表明反对立场,但随着龙山总统室下达扩散价值提升的指示,气氛骤然改变。”
另一个问题是,Commercial Act修订并不保证股价上涨。专家们反而高声指出,这有可能成为股价的负面因素。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名誉教授崔俊璿指出:“董事会的决定要让所有股东都满意,本来就不可能;一旦股东之间产生纷争,或针对经营层的诉讼滥发,最终受损的只是企业成长。”
除了公司分立或发行可转换债券(CB)等潜在可能损害股东利益的经营议案之外,增资、各类研发(R&D)等投资、并购(M&A)等活动也可能被纳入诉讼范围,这同样是问题。例如企业的投资或并购在一段时间后可能被证明失败,此时若股东以未进行分红或注销库存股为由提起诉讼,企业成长必然受限。因此也有声音认为,政府若要推进Commercial Act修订,就应将“经营判断原则”明文写入法律,在程序没有瑕疵的情况下免除民事和刑事责任。
东国大学经营学系教授李俊瑞也指出:“必须明确界定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对股东的忠实义务”,“若没有这样明确的条款,可能出现董事会决策迟延、外部投资也变得困难的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