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5 | 세종=양종곤 기자

只增津贴的“补丁式补偿”成回旋镖…转向绩效导向可缓解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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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A公司是一家拥有190余名员工的普通中小企业。该公司工会为劳动者带来了好处,但结果造成了复杂的工资结构。A公司包括基本工资在内,各类津贴多达13项。这是公司方每逢工会要求加薪便增加1至2项津贴的结果,以此来规避固定工资上涨则正常工资也随之增加的问题。结果,这种打补丁式的处方成了“败招”。因为2013年韩国大法院认定定期奖金属于正常工资。按判决,A公司须将2013年以后700%的定期奖金全部计入正常工资并支付给劳动者。

但正常工资问题既是A公司的危机,同时也成为工资体系改革的“机会”。劳资双方组建工资体系改革协议体,讨论了多项改革方案。A公司首先简化了基本工资、法定津贴、激励金等复杂的工资构成项目。劳动者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称由此容易理解企业利润如何分配给劳动者。争议焦点的700%定期奖金,只将200%纳入基本工资,300%转为激励金,其余200%划为返乡费。

被韩国雇佣劳动部列为工资体系改革优秀案例的A公司,贯穿了造成产业现场混乱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的正常工资争议。正常工资已成为我国基本工资少、津贴多这一畸形工资体系的象征,也是劳资矛盾的核心因素。专家建议,最快的解决办法是简化工资体系,降低年功色彩,改为以绩效为中心。

◇现代汽车津贴多达120余项…最终引发正常工资连环诉讼=据5日经营界与劳动界消息,与我国工资制度相关的重要转折点是2012年3月韩国大法院对运输企业锦亚豪华客运正常工资诉讼作出的判决。“定期奖金也可视为正常工资”这一判决点燃了正常工资计入范围的争议。次年12月,韩国大法院全员合议体通过汽车零部件企业甲乙Autotech案最终认定定期奖金属于正常工资。

作为计算津贴依据的正常工资范围扩大,在产业现场引发劳资连环诉讼。据2016年5月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现韩国经济人协会)对当时正在进行正常工资诉讼的25家企业的调查,针对这些企业的86起诉讼中,54.7%(47起)是在2013年全员合议体判决之后开始的。现代汽车集团、Kia、现代重工业、Asiana Airlines、锦湖轮胎、韩国通用汽车、双龙汽车等国内主要大企业劳资双方在法院对峙。2021年12月,现代重工业在约6300亿韩元规模的正常工资诉讼中败诉。上月,浦项集团工会也预告将提起正常工资诉讼。

有观点指出,从我国工资体系历史看,正常工资诉讼在结构上早已可以预见。这是1980年代政府为稳定物价而诱导抑制工资上涨的结果。前雇佣劳动部长官李基权在其著作《劳动市场大步伐》中诊断称:“工资体系变得复杂,劳资关系形态趋于多样。在工资及团体协商过程中,各类津贴和奖金的支付实态也变得复杂”,“劳资双方并未提高基本工资,而是提高不计入正常工资的奖金并新设各类津贴”。实际上,现代汽车2015年向工会提出简化津贴体系时公开了津贴数量,竟多达120余项。雇佣劳动部对433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工资中基本工资比重仅约59%。企业规模越大,基本工资比率越低。

◇只让大企业获利的正常工资…工资两极化扩大=对正常工资的担忧并不止于败诉企业的问题。有观点指出,从我国社会结构看,它成为工资两极化的一大原因。据雇佣劳动部的企业劳动力调查,2023年,300人以下企业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为353.7万韩元,仅为300人以上企业月平均工资(607.1万韩元)的约58%。趋势性拉大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若再加上承包与分包、雇佣形态、性别等条件,则更为严重。

集中于大企业、包含奖金的特别薪酬被指为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去年300人以上企业的特别薪酬为148.1万韩元,约为300人以下企业(33.1万韩元)的4倍。5人以下企业即便正常工资计入范围扩大也毫无受益,成为造成更严重工资差距的因素。因为5人以下企业不适用《劳动基准法》,无法获得延长工时和休息日津贴。而按2019年数据,5人以下企业约132万家,占全部企业的约61%。李前长官表示:“正常工资计入范围扩大主要适用于大企业劳动者,进一步扩大了劳动市场的工资差距。”

◇工资体系改为按能力与绩效…工资也随之上涨=专家建议,需要积极支持劳资双方根据企业特性、规模、人员构成寻找合适的工资体系。2017年雇佣劳动部对2014至2016年改革工资体系的138家企业的276名劳资代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劳资满意度分别为58.7%和70.3%。在员工职务满意度(54.3%)、工作意愿(64.9%)、组织公正性(69.9%)、劳资合作(59.1%)、企业销售额(25.4%)等主要问题上,肯定回答均高于否定回答。工资体系改革后回答“工资增加”的比例为49.3%,大幅高于回答减少的(6.5%)。

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志淳建议:“工资体系改革可概括为劳资决策结构的多元化与正常工资的现代化”,“政府应明确表示,企业即便将工资体系改为以绩效为中心,劳资双方也不会因此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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