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4 | 안경진 의료전문기자

“怀孕25周孕妇赴首尔途中在救护车上分娩”内情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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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结束后的深夜,119急救队打来急促的电话。说一位怀孕25周的孕妇有早产征兆,正乘救护车赶往首尔,问能否接收。我们决定接收患者并准备转院,结果又来了电话。说在救护车上已经分娩,要再返回去。”

高丽大学安岩医院妇产科教授洪淳哲4日表示:“这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这是在被称为医疗先进国的韩国,本月初发生的事。”他说:“韩国的分娩基础设施正在惨烈崩塌。”在长假期间的夜间时段要接收怀孕25周的早产孕妇,需要具备高危专门产科教授、应对急诊手术的麻醉疼痛医学科医生、手术室、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以及相应人力,而非首都圈无法支撑这样的环境,于是出现了在救护车上分娩的情况。洪教授苦涩地表示:“这不是特定地区的问题。我感觉首尔也已到极限。”“分娩基础设施连大学医院都已崩塌。”

大韩分娩医院协会、大韩围产医学会、大韩母体胎儿医学会、大韩妇产科超声学会当天下午在首尔中区尚然斋举行记者会,主题为“崩塌的生育基础设施、无处可去的孕妇、悲鸣的分娩医生”,呼吁政府和政界尽快制定对策。

据这些团体介绍,以2022年为准,可进行分娩的医疗机构即便算上助产院,全国也仅有470处。与2003年的1371处相比,20年间减少了65.8%。没有妇产科的市郡区持续增加。全国250个市郡区中,有22处根本没有妇产科。即便有妇产科但没有分娩室的市郡区也达50处。这意味着250个市郡区中有72处(28.8%)实际上不具备分娩功能。分娩基础设施的崩塌正在加速。曾是代表光州广域市的妇产科之一的文化女性医院,未能抵御低生育率冲击,于去年9月停业。2018年全国分娩数量居首的京畿道城南市郭女性医院也在上月30日结束营业。

他们认为分娩医院急剧减少的原因在于分娩事故相关诉讼增加。与低生育现象无关,随着高危孕妇增加,分娩事故增加不可避免,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他们诉称,因不合理判决而不得不赔付天文数字赔偿额的产科医院,已陷入难以持续的境地。他们认为,2000年当时多达1000余处的诊所级分娩机构减少到200余处,其背景也与此不无关系。大韩母体胎儿医学会会长金英珠(梨大木洞医院妇产科教授)表示:“国内若要维持安全的分娩基础设施,保守估计也需要700余家可分娩机构。”“处于低分娩收费和低生育环境中的产科医院如因经济困难而停业,损害只能全部转嫁给孕妇。如今孕妇无处可去的地区已接近全国市郡区的一半。”

这不仅是医疗机构的问题。根据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资料来看妇产科专科医生现状,新增人力从2008年的177人减少到2023年的103人。即便取得妇产科专科医生资格,也多转向美容、整形、不孕不育等领域,选择产科的比例不足10%,而其中大多数也只是短期担任月薪医生后转向其他领域。大韩妇产科超声学会会长朴仁阳(首尔圣母医院妇产科教授)主张:“不合理的司法环境严重导致了产科报考率骤降和分娩基础设施崩塌。”“对不可抗力分娩事故的国家补偿金严重不足,以及分娩事故医疗诉讼过高赔偿金带来的恐惧,是回避产科最重要的原因。”他表示,2012年引入、2023年修订的《医疗纠纷调解法》第46条未能为产科医生创造安全的诊疗环境,而分娩事故诉讼赔偿金的天文数字式增长正在助长对分娩的恐惧。

考虑到产科教授退休带来的变化,产科人力短缺只会进一步加剧。根据2022年大韩妇产科学会培训实态调查,学生定员为49人的建阳大学没有一名产科教授。嘉泉大学、庆尚大学、庆熙大学、圆光大学、忠北大学等也仅有1名产科教授,情况相差不大。大韩围产医学会学术委员长吴秀英(三星首尔医院妇产科教授)诉苦道:“即便假设现有临床助理教授(fellow)全部不中途流失、工作到65岁,到2032年教授人数也将减少至现在的76%。到2041年将骤降至三分之一水平。”“在大学里教授产科的教授或许会消失。”意思是即便医科大学定员增加,也难以确保承担产科教育的专业人力。

为恢复正在崩塌的分娩基础设施,他们要求全面修订不可抗力分娩事故补偿法。主张补偿财源应由国家全额负担,补偿金规模也应按现实水平确定。他们还高声呼吁,为使分娩医院能够实现经济自立,应使过低的分娩收费现实化,并为未来一代加强产科医生培养相关支持。

大韩分娩医院协会会长申奉植(琳女性医院院长)强调:“我们不是要求为妇产科医生制定对策。我们是在呼吁守护5到10年后未来一代的分娩基础设施。”“希望政府认识到连其视为最后防线的大学医院也不再安全,并迅速制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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