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4 | 여론독자부

[朴哲范专栏]养老金改革黄金时间已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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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多年前担任古罗马保民官的盖乌斯·格拉古为帮助贫民阶层,实施了以低价配给小麦的制度。随着时间推移,该制度在政治人物为获得贫穷选民支持的竞争中,变质为向贫民免费配给小麦的制度。因此,到著名罗马政治领袖尤利乌斯·凯撒执政时,免费领取小麦配给者的人数增至32万人,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最高权力者的凯撒设置了对各家庭收入和家庭人数等进行公正严格调查的监察官,将免费领取小麦配给者的人数从32万人减少至15万人。据称,对于这样的政策变化,并未出现贫民阶层的抗争或反弹。如今韩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比当时罗马人更高、更为理性,但政治人物只计算自身政治得失,与凯撒不同,常常对必要的改革视而不见。韩国国民年金改革就是一例。

在2022年大选前举行的电视辩论中,3位有力的总统候选人承诺无论谁当选都会加快年金改革。大选后国会年金改革特别委员会中的讨论并未像电视辩论承诺那样取得进展,直到第21届国会末期,执政党与在野党就将国民缴纳的保险费率由现行9%上调至13%达成一致。但在退休后领取的给付水平(收入替代率)上出现分歧,未能达成整体协议。在现行40%的收入替代率上调幅度上双方僵持不下,在第21届国会最后一周之前,在野党提议接受执政党方案,但执政党以还须同时进行考虑与基础年金关系的结构改革为由拒绝了在野党的提议。此后执政党与在野党政治人物提出各种主张、造成混乱,年金改革再次被推给第22届国会。

从政治工程学角度看,保险费率、收入替代率这类参数改革与考虑基础年金、财政等关系的结构改革究竟应依次进行还是一并进行尚难判断,但两项改革都迫切必要这一点是确定的。在9%保险费率和40%收入替代率的现行年金体系下,基金枯竭时点推算为2055年,但若将保险费率上调至13%、收入替代率上调至44%或45%,基金枯竭时点将推迟至2063年或2064年。因此,对缓解国民年金财政稳定化与退休收入保障这两个问题起作用的参数改革是必要的。

除参数改革外,重新整理基础年金与国民年金关系的结构改革也很必要。65岁以上高龄层中收入后70%人群领取的基础年金,目前单人家庭最高为33万4810韩元,夫妻家庭最高为53万5680韩元。若按总统竞选承诺将该基础年金上调至40万韩元,夫妻家庭将领取64万韩元,这一金额超过目前国民年金平均金额62万韩元。在这种情况下,未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者领取的基础年金可能多于国民年金,从而降低参加国民年金的意愿,进一步助推基金枯竭。因此若要上调基础年金,与国民年金挂钩以维持公平性的结构改革,其重要性不亚于参数改革。

在年金改革方面,政治人物必须铭记的另一重要点是,国民年金问题并非在基金枯竭时才全面爆发。国民年金问题始于基金枯竭之前、每年应支付的年金给付无法由当年征收的保险费来支撑之时。据上月22日举行的国民年金听证会,该时点预计为2030年,从那时起国民年金给付支付无法由保险费支撑,因此必须动用基金来支付。也就是说,为支付给付而开始抛售国民年金持有的股票、债券等的时点是2030年。作为Samsung Electronics、现代汽车集团等国内大企业最大股东的国民年金抛售股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执政党与在野党应铭记这一点,在第22届国会开院的同时尽快组成年金改革特别委员会,抛开政治得失,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视角推进年金改革。唯有如此,韩国国民才会像2000多年前的罗马人一样予以认同。年金改革的黄金时间已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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