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3 | 여론독자부

[投稿]“Kluge”与金融投资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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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马库斯在著作《Kluge》中说,进化是生物为生存而采取的最佳本能与策略,但并不意味着“最优化”。原因在于,进化并非有计划地进行,而是依需要局部地进行。

事后回看,进化的变化如同补丁般层层叠加,因此有时也会引发意料之外的问题。人类摄取食物时,让人将其视为愉悦对象、从而鼓励获取能量的多巴胺便是一例。多巴胺不仅对好的食物起作用,对药物同样起作用,成为使人无法摆脱成瘾的原因。用经营学的说法可以解释为,“局部的最优化”并不意味着“整体的最优化”。

近来韩国资本市场最热的话题是金融投资所得税是否实施。笔者由此忽然想到了Kluge。众所周知,金融投资所得税于2020年引入,目标是通过提高金融所得课税的公平性来激活资本市场,原定自去年起实施。此后在激烈争论下,2022年底将实施时点推迟两年。如今距再次实施仅约6个月,与两年前相同的社会争议又在重演。

有观点认为,这是朝野政治协议事项,且已推迟过一次,因此金融投资所得税应按原计划实施。还有人说,金融投资所得税与绝大多数普通个人投资者无关,因此主张废除它只是为少数富人减税的政策。

在当下,金融投资所得税在劳动所得税、综合所得税等整个所得税制中应承担何种作用?证券交易税之类的税收又该如何随金融投资所得税的负担进行调整?通过金融投资所得税取得的税收应如何使用?笔者在金融投资所得税相关讨论中,很少看到这样的宏观框架探讨。

将金融投资所得税引入之时与当下的资本市场相比,其间发生了诸多变化。尤其是资本市场参与者人数的急剧增加引人注目。据韩国证券预托结算院数据,金融投资所得税引入前的2019年底,韩国股市个人投资者为612万人,而去年底增至1403万人。考虑到今年4月韩国经济活动人口约2958万人,相当于每两人中就有一人投资证券。

20至30多岁青年层参与资本市场的增加也值得关注。个人投资者中20至30多岁者从2019年底的145万人增至去年底的426万人,约为3倍。除20岁以下外,在所有年龄层中增幅最高。

笔者认为,近几年急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与物价,是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住房费、教育费、餐费等生活成本上升,而月薪却一目了然。寻找维持生存的替代性收入来源已成为必需。

在这种情况下,若实施金融投资所得税,令人担忧会否反而产生与制度初衷即激活资本市场相背离的结果。若在国内市场引入新的税负,投资者将增加对替代性投资手段或海外资本市场的关注。此外,出于节税理由,一旦达到特定收益便停止投资,只能集中于以短期收益为中心的投资。这与金融投资所得税通过稳定的长期资本供给激活市场的目标存在差距。

若既然要实施制度,希望能在宏观框架下一并讨论金融投资所得税之外的整体税制改革方案。笔者赞同有所得处便应有税收的原则。但希望不要陷入局部最优化而看不到整体最优化的愚蠢之中。先施行制度、出现问题再修改,金融投资所得税固然会进化,但民生却要在这一过程中为适应和生存而受苦。他们已经受够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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