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2 | 이상훈 기자

[黎明] 改革的搅局者,“富人减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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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怎么说,韩国都是一个向富人征税的国家。排名前0.01%的企业缴纳的法人税占到全部的40%左右(以2022年为准)。引发韩美药品危机的遗产税,若加上大股东加征,最高税率高达60%。韩国是税收对富人依赖症比任何地方都严重的国家。

问题在于,我们的征税体系未能充分反映现实,从而自招国家层面的困境。各国为吸引作为就业岗位源泉的企业,不仅减税,甚至大撒补贴,闹得不可开交,而我们却只是在税额抵扣上小打小闹。此外,对于着眼于通过财富转移刺激消费、顺畅的家业传承、与面临枯竭危机的公共年金形成协同效应,从而大胆整顿遗产税或财产税的潮流,我们也一味充耳不闻。而在此被滥用得像赵子龙挥旧刀一样的逻辑,正是“富人减税框架”。

这一框架过于强大。只要提到“减税”的“减”字,一旦套上这个框架,一切便化为泡影。令人憋闷的是,富人减税框架经常被错误地套用。

首先,虽说瞄准的是富人,但连“归零校准”都没有做好。

例如,课税标准和税率已24年一动不动的遗产税,其扣除限额已28年维持在10亿韩元。哪怕只是继承首尔江北的一套公寓,也要缴纳遗产税。在完全承受“通胀增税”的结果下,韩国成了人人都被推着升格为富人的国家。

制造出并非“真正”富人、而只是“徒有其名”富人的,不只是遗产税。1996年以后课税标准仅两次(2008年、2022年)小幅上调的所得税,以及尽管获得韩国宪法法院合宪裁定、却仍在重复课税与惩罚性课税争议中沸沸扬扬的综合不动产税,也都堪称量产富人的税种。

富人减税框架被随意解释、因人而异地使用,也是痼疾。近来资本市场的热点是金融投资所得税明年是否实施。众所周知,金投税规定股票、基金等金融投资年收益超过5000万韩元时,就按收益额的22%~27.5%源泉扣缴税金。尹锡悦政府与国民力量党主张废除金投税,共同民主党则主张按原则明年实施。

然而民主党的逻辑令人啧舌。他们批评称,若不实施金投税,税收将减少1.3万亿韩元,因而会因富人减税导致财政不健全。

但一直强力推动向全体国民发放人均25万韩元左右民生支援金的,正是民主党。虽说因舆论恶化而退了一步、改为按人差别发放,但人均25万韩元就需要13万亿韩元。1.3万亿韩元催生“财政不健全”,而13万亿韩元却引导“健全财政”,这种权宜之计的想法究竟从何而来?对这种自说自话的解释只能瞠目结舌。

表面上似乎对富人减税十分敏感,但韩国社会的“富人认知敏感度”实在太低。这在金投税上暴露无遗。金投税是歧视性税收。对个人征收金投税,而外国投资者和法人却是例外。

特别是据说只有“超级”富人才能加入的私募基金(最低投资额3亿韩元),一旦实施金投税,按收益计算的最高税率将从49.5%(适用金融所得综合课税)降至27.5%,这条通道就此打开。难道个人比法人或私募基金更富有,废除金投税就是富人减税吗?

况且金投税在适用转让所得税时,也没有因长期持有而给予的特别扣除优惠。这是与不动产不同的逆向歧视。在韩国经济进入低增长、本应把投资资产引向资本市场之际,这种对股票长期投资不但没有激励、实际上还施加惩罚的金投税,可以说是富人认知敏感度明显低下的税种。

遗物式税制、不合时宜的税种也数不胜数。因为“为帮助因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开放而陷入困境的农渔民”而设的农渔村特别税,使得交易股票的“富人”所缴的证券交易税成了“必须存在”的税;把汽车界定为奢侈品的个别消费税,也属此类。在税制改革难得形成共识的当下,正应借此机会认真审视改革的搅局者——富人减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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