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人类迎来了科学的繁荣。发射人造卫星、将原子能用作能源,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冷战气氛依旧延续。为战胜对方的竞争异常激烈,高增长也在这种疲惫中持续。人类日渐疲乏,于是出现了抵抗政府高压的人群,那便是“嬉皮士(hippie)”。
嬉皮文化中固然包含令人不适的放纵与脱轨,但其革新不容忽视。1969年,互联网由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DARPA)首次推出。20世纪70年代初,计算机仅为国家和巨型企业所拥有,嬉皮士们担忧人类会被其支配,于是主导了个人电脑(PC)的开发。加利福尼亚的家酿(Homebrew)计算机俱乐部也在这种潮流中诞生,创立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便出自那里。说嬉皮士的觉醒造就了PC,并把我们引入互联网世界,并不夸张。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会面商讨放松监管。其中也含有这样的意图:人类已掌握了像PC和计算机那样能创造新附加价值、提升生产率的工具,那就放手让其尽情施展。全球化也是在这一脉络下诞生的。
2010年代以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持续一枝独秀。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美国人,幸福指数也在下降。主要原因是财富失衡。
卡尔·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导致财富失衡,但社会主义国家也并无太大不同。我认为财富失衡源于机会被扼杀。例如,一个年轻人即便构思出精明的事业,政府也要求其取得许可,相关实施规定还含糊不清。可想投资的人却很多。以在监管框架内保护善良民众为名义,结果资金只能通过体制内指定的金融机构流动。附加价值因此只能受到限制。
贫穷的年轻人创造新价值,富有的老年人高价买下,财富失衡才能化解,但监管为保护金融机构等既得利益而堵住了这条路。高呼“去中心化”并对此抵抗的力量正在出现,加密货币也属于这一脉络。
尤其是人工智能(AI)可能加速这一趋势。监管因不确定性而存在。然而随着AI发展,人类对一切事物的解读越正确、越透明,监管的理由就会越少。正如20世纪80年代PC和互联网作为增长工具出现并带来监管放松,2020年代AI将担当这一角色。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随意写下自己的想法。AI学习这些内容,并在回答他人提问时加以使用。也就是说,大众将通过AI相互学习、迅速变得聪明,并创造更多附加价值。这将解决财富失衡与低增长的问题,而如此相信的新嬉皮士正在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