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对资本的依赖持续加深。1990年以来,对耕地面积和劳动时间的资本投入分别增长了7倍和10倍。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及此后陆续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助推了“资本农业”。原因在于政府为应对市场开放而大规模动用投融资政策。
近来农业资本增长更为陡峭。智慧农场的扩散是原因之一,过去5年间园艺面积扩大160%,畜牧业农户数扩大480%。产量增加、品质提升、收入增长、劳动力节省等被视为引入智慧农场的成效。加之尖端技术运用、应对气候变化、确保粮食安全等,走向资本农业的理由更多。农业金融也因此愈发重要。
农业金融理论谈到“资本限制”,意指由于农业的特殊性,配置给农业的资本低于社会适当水平。因此即便是发达国家,农业资本供给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政策性金融。韩国亦如此。提供利率优惠的低息资金融资、帮助通过金融机构筹资的信用保证制度等间接金融,是韩国主要的政策性金融。农业经营体难以成为投资对象企业,因而出资、投资等直接金融较为困难。
在此背景下有“农食品母基金”。这是农食品领域政策性金融中唯一的直接金融制度。为应对农食品科技企业涌现、农业经营体结构变化等未来农食品变化,于2010年引入。为扩大技术金融并推动农食品产业创新,它从以融资为中心的间接金融转向以出资、投资为中心的直接金融,是读懂时代变化的应对之举。因此母基金受到很高期待。
如今培育尖端技术企业已成为农食品产业的成长战略,母基金则成为执行该战略的政策工具。因此作为唯一的直接金融政策手段,母基金的重要性日益增大。而在此时,母基金管理机构的迁移被预告:将从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转移至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下属机构。管理机构的迁移是否如此紧迫,令人有些疑惑,因为这可能削弱与农食品产业成长政策的联动。时机是否恰当、作为政策手段的重要性,都需细致审视。
间接金融毕竟以资金稳定管理为先。在技术革命时代,为实现产业创新,需要关注技术成长、敢于挑战高风险高收益冒险投资的直接金融。母基金正是带着这样的期待起步的。希望能够考虑农食品领域的特殊性,构建具备适合该产业专业性的母基金管理体系。这是政府与国会应率先着手的又一项面向未来的政策基础建设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