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来自日本企业丰田的消息令韩国经营界大为震惊。消息并非新车发布,而是“废除工龄工资制,全面引入绩效年薪制”。由于韩国大企业采用的工龄工资制源自日本,韩国经营界感受到的冲击更大。据当时分析丰田这一决定的韩国经营者总协会报告,丰田还取消了按年功序列一律定期升级的做法。丰田员工无论年龄、学历、职种,都可以晋升至负责人级别。也就是说,对韩国企业而言堪称“原创”的日本代表性企业率先宣布放弃工龄工资制。
经总报告称:“丰田在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等汽车产业大变革期决定进行大胆的体质改善”,“工会也认同企业现实,决定集中于改进工作方式”。
丰田在薪酬体系改革之后将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的一系列过程,对韩国有重大启示。丰田通过劳资协商,使用者获得了绩效衡量与人才管理,劳动者获得了适当薪酬、晋升与退休年龄延长。这是为劳资共生而作出的决定。以年轻群体为中心日益强烈的公平报酬诉求,使韩国大企业开始思考薪酬体系变革,这与丰田此前的选择也不无关系。但大多数劳资双方仍未就劳动生产率及与之相称的绩效报酬找到答案,只是持续冲突。政府主导的薪酬体系改革也遥遥无期。劳资冲突叠加原地踏步的政府政策变化,劳动改革仍是“远方国度”的故事。所幸以大企业为中心,放弃工龄工资制等变革思考已经开始,这算是一点慰藉。
专家认为,韩国雇佣劳动部对事业体劳动力调查的附加调查结果显示“1000人以上事业体工龄工资制采用率骤降”等变化的背后是青年一代。因为看得出,大企业判断仅靠工龄越长薪酬越高的工龄工资制无法留住青年人才。报酬评价标准不是能力而是工作年限,工作不满1年者与工龄30年以上劳动者之间薪酬差距约达2.9倍,年轻群体无法接受这种状况,因此企业开始考虑制度改革。
劳动界普遍指出,“终身职场”一词在年轻群体中被视为“旧时代”用语也产生了影响。据Statistics Korea每年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青年层附加调查结果,去年青年首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为1年6.6个月,比10年前同一调查的1年7个月减少了0.4个月。同期回答“已辞去第一份工作”的比例也从63.6%上升至66.8%,增加3.2个百分点。辞去第一份工作的原因中,“对报酬、工作时间等工作条件不满”连年居首。也就是说,年轻群体的优先顺序不是在一处长期工作,而是寻找报酬适当等令人满意的职场。这也与雇佣劳动部相关人士所说的“近来企业最关注的是能提高工作意愿、长期留住人才的报酬体系(薪酬体系)”不谋而合。
公平报酬呼声高涨在公职社会也并无不同。要求适当报酬的声音正影响到因保障退休年龄、年金等而被称为“铁饭碗”的公职社会。据韩国行政研究院的公职生活实态调查,去年公共部门回答“需要改革工龄工资制”的比例中,20多岁为49%,继前一年(52.5%)之后连续两年居首。作出同样回答的30多岁为46.3%,40多岁为40.1%,50岁以上为32.8%,呈现年龄越高比例越低的趋势。
问题在于,与年轻群体的诉求不同,韩国劳资双方未能妥善解决按劳动生产率给予适当报酬的问题。据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以2022年为准,韩国每小时劳动生产率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值的74.2%。这也是持续有人指出,继续实行工龄工资制不仅难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在吸引人才方面也可能落后的原因。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今年3月甚至公开建议经营界,在业绩不佳时不要接受工会大幅加薪和绩效奖金的要求,但薪酬体系改革在朴槿惠、文在寅政府之后,在现政权下事实上仍原地踏步。在劳动改革漂流之际,MZ世代工会成立等政府需要考虑的声音只增不减。2021年,在现代汽车集团、LG电子等大企业从事办公职务的MZ世代相继成立工会。这一趋势延续到去年初9家公共机构及大企业工会联合成立的“刷新劳动者协议会”。
现政府以工作时间、薪酬体系为两大支柱设计劳动改革,但率先尝试的工作时间改革受挫。受此影响,连薪酬体系改革也脱离了政府的“手”。原计划今后由劳动界、经营界与政府的社会对话机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处理,但经社劳委连下属委员会都未能成立。无法放手的政府,眼下只是应对希望改革薪酬体系的企业需求。雇佣劳动部的薪酬与评价体系咨询业绩去年为1346件,比2021年的696件在两年间增加约一倍。政府主导的分行业支援、法制完善等薪酬体系改革的根本对策则没有时间表。
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志淳建议:“政府在薪酬体系变革过程中该做的,是帮助简化劳资的决策系统”,“应通过部分劳动者代表制等方式分散工会权限,为企业更容易改变薪酬体系开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