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与防卫事业厅签订了研究、开发并供应军民两用核心部件的协约,并据此推进项目。然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超额费用远超当初预期,陷入困境。所幸最初的协约中载有发生超额费用时予以补偿的内容,于是A向防卫事业厅提出了“请补偿超额费用”的请求。但防卫事业厅回复称,这并非可予补偿的超额费用。
A主张的超额费用规模超过100亿韩元。因此A自然处于为难境地,最终提起了请求超额费用的诉讼。
问题在于“应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超额费用请求属于民事请求,则为民事诉讼,向民事法院起诉即可。但如果属于公法上的请求,则为行政诉讼,须向行政法院(管辖行政诉讼的法院)起诉,否则起诉将不合法。实际上在该案中,A于2014年初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吗?也难以一概而论。因为判例将民间与公共主体依私法自治原则签订的公共合同相关纠纷视为“民事诉讼的对象”(参见韩国大法院2001年12月11日宣判的2001다33604判决)。
A认为自己是依据与公共主体的合同中“约定补偿超额费用的合意”提起诉讼,因此判断以民事诉讼提出请求并无大错。实际上一审中A还获得了胜诉。然而从二审开始,问题开始出现异常纠结。二审法院认为,该合同并非私法上的合同,而属于“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应以行政诉讼提起。理由是该协约并非公共合同,而是基于国家研究开发事业规定的出资金协约,且增加出资金属于需要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权限行使,因此该法律关系并不属于可依“私法自治”“自主合意”的“私法上合同”领域,而处于“依行政处分或公法上规定等确定法律关系”的“公法上法律关系”领域。
像这样,本属行政诉讼对象的纠纷以民事诉讼提起,会产生什么问题?按法院管辖,首尔辖区内的地方法院不能审理行政诉讼,只有首尔行政法院可以审理行政诉讼。一审是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而非首尔行政法院进行的,结果便出现了“一审审判在无权审判的法院进行”的情形,即发生了违反管辖权的结果。此时法院会将诉讼“移送至管辖法院”。也就是说,经过一审和二审后又回到了一审,而问题是该移送直到起诉4年后的2018年才完成。A在首尔行政法院重新接受审理,但最终于2019年底败诉,所有案件就此结束。
如上所述,与行政相关的诉讼,从“选择哪个法院”这一问题起就会产生复杂状况。当然,法院在如上错误选择法院的情况下可以决定“移送”,但从移送决定到获得新的判断,当事人只会面临纠纷解决被拖延的结果。鉴于连当初的首尔地方法院也会在管辖问题上判断失误,可见管辖判断之难,这是需要改进之处。就个人看法而言,将公共合同相关请求一般性地纳入行政法院管辖而非普通民事法院管辖,也值得探讨。正因存在这些难题,如果所要主张的纠纷与行政相关,那么在慎重进行其法律性质的法律审查之后,再制定有效而适当的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