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or代表闵熙珍在记者会一个月后,以个人名义表明了立场。
19日,闵代表通过正式立场文对各种疑点作出解释。首先,针对Hybe主张其与NAVER集团和Dunamu相关人士会面一事,她表示“当天出席者都可以作证,那只是与投资无关的私人聚会”。
她接着说:“即便真的见了投资者,一家公司的代表理事或副代表见投资者又能构成什么问题呢?”并批评称:“Hybe内其他子公司社长见了投资者,也会被这样怀疑和追问吗?那些为了招待投资者、客户而频繁出入高级酒廊的人,都被审计过了吗?”
关于NewJeans,她表示:“NewJeans和我这段时间经历了各位不可能知道的众多事情和各种状况”,“正因为我们之间的许多事,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厚、更加坚固。”
闵代表叮嘱道:“如果是对NewJeans有一点关心的人,各位能做的事,就是尽量不让成员们被牵扯进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件中。”
对于Hybe所主张的“闵代表比起NewJeans更关心钱”,她也表示:“如果适度妥协地工作,任期结束后本可保障足够的金钱补偿。尽管如此仍冒着风险进行内部举报,是因为有想守护的价值”,“以钱为目的的人,会特意艰难地进行内部举报、抗争,并最终去谋求需要Hybe批准、在法律上不可能实现的方法吗?前后根本对不上。”
▲以下为Ador代表闵熙珍正式立场全文。
大家好,我是闵熙珍。
这是记者会之后我第一次以个人立场写文章。
之所以不采用生硬的立场文形式而写这样的文字,是因为想要说明的事情,其性质中最重要的脉络无法通过正式立场文的形式传达。
阅读这篇文章的各位与我要说明的内容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何要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明这样的立场,连我自己都感到疑惑,也非本意地感到抱歉,但自4月22日起我每天都在经历令人错愕的日子,为了尽量减少误解,并且需要对Hybe方面在法庭上主张的虚假事实作出更正,因此写下此文。
我坦率的性格想必各位已通过记者会有所了解,因此我不加增减地说明。
本文更需要坦率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事情的本质与严格、庄重、严肃的内容相去甚远。
实际经历者是我。请恕我不接受“把重事看得轻”这样的偏见。
1.
首先,就NAVER集团、Dunamu一事作出说明。
我的熟人A于24年3月6日7点30分邀请我共进晚餐。
A说他的老朋友们会同席,让我不要感到不自在,见到的A的熟人们年纪都比我大,是很随和的人。
用餐过程中,A的一位熟人说还叫了另一位熟人,当时我并不知道来的是谁。大约一小时后那位来了,起初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在他自我介绍时我才得知是Dunamu的C,并回想起他曾在很久以前通过房时赫议长表示想见我。据说他知道我在这个晚餐场合,便表示自己也想参加。他说他对NewJeans很有兴趣,好奇作为制作人的我。在此期间,我并不知道,但与所有出席者都有交情的NAVER集团的B也似乎被联系到,B也来了。就这样,与我的意愿无关,所有人聚在了一起,而那个场合,正如当天出席者都可以作证的那样,是以与投资无关的私人聚会收场的。
与Hybe夸张的舆论攻势不同,令人惊讶的是,与DunamuC的会面就只有这些。
未曾参加该次会面的Hybe,是以什么为依据作出虚假主张的呢?
C说想来看NewJeans的东京巨蛋演出,之后与他的对话就只有关于东京巨蛋演出的简短交流。与B之后也只是几次来往、分享私人烦恼而已。
用餐结束回家的路上,我向L副代表说起当天偶然遇到的那些人,听了这话的L副代表与我随口聊到,如果是像Dunamu这样投资了Hybe的公司之一成为Ador的主人,那对HYBE或对ADOR或许彼此都好。然而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成立。最重要的是,没有Hybe的同意就无法实现,这一点我们不可能不知道。与Dunamu的C是当天初次见面,因此根本谈不上就该内容进行过对话。
撇开可行性不谈,当时听到这些内容,哪怕只是一瞬间,也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这段时间作为Ador代表,我一直觉得Ador在Hybe内像是遭受隐性欺凌和排挤的“被暗中孤立者”。想象过想从无法摆脱的加害者那里摆脱出来,我不知道这是否能构成罪过。
我们又不是生活在“思想审查”的世界里,这究竟能构成什么问题,我也想审查一下Hybe高管们的想法。
L副代表入职Ador后说,虽然此前同在Hybe内,却不知道Ador被HYBE如此折磨,感到很惊讶。并问我“这段时间您是怎么过来的”。正因如此,L副代表与我只是就如何不再受到HYBE的各种欺凌以及应对方向进行了交流,而Hybe却把这些对话截图、剪辑,恶意利用,仿佛我们做了什么了不得的谋划和实施。
要像解释谋逆大罪一样,如此冗长地说明一次私人会面的来龙去脉,这种状况我至今都难以相信。
你们那么严肃地主张的沙特国家资本的实体,找到了吗?
而且Hybe把与他们自己也有交情的人牵扯进来、使其陷入困境,并利用局势,这只让人感到惊讶。
在熟人的饭局上偶然初次见面的人,按常理会谈收购提议吗?再说一次,如果需要就此进行确切的事实确认,我请求包括Hybe在内的四方对面。
我从未向NAVER或Dunamu提出过那样的提议,因此请Hybe去确认一下是否曾收到NAVER或Dunamu的收购提议。请不要像玩文字游戏一样只去确认“见面”,而请确认“见面的目的和所谈的内容”。
与事实无关,根据过往经验,我觉得可能会出现“总之承认见了NAVER集团Dunamu”这种文字游戏式的报道标题,所以特此提及。
我此前所说的“没有见投资者”,其含义是“并非为了篡夺经营权而见面”,这一点各位想必早已明白,但出于希望大家不要被显而易见的文字游戏所骗的心情,我还是说明一下。
人可以有多种社会身份。社长、律师、医生、老师等等。比如学校的家长聚会,无论哪位投资公司代表出席,那场聚会也只是家长聚会,不可能变成律师会议或投资者会议。
即便真的见了投资者,一家公司的代表理事或副代表见投资者又究竟能构成什么问题呢?Hybe内其他子公司社长见了投资者,也会被这样怀疑和追问吗?那些为了招待投资者、客户而频繁出入高级酒廊的人,都被审计过了吗?
还有,为什么在审计之前没有任何会面提议或口头询问?
仅凭内部举报文件就已有充分理由进行协商,为什么一次都没有请求会面?
查看“商法上子公司调查权的内容”,其中写明:“考虑到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独立性,母公司审计委员会应首先向子公司提出调查报告要求,之后在其不响应调查报告要求或报告内容不充分的情况下,才可以直接进行审计。”
Hybe为什么甘冒股价下跌的代价,仍强行进行违法的审计呢?我要说明,Hybe所提出的证据也全部是非法取得的资料。
无论如何强辩、如何硬生生地打压,也不能把没有发生的事变成发生过的事。
希望你们摆脱“见了投资者还是没见”这类文字游戏式的、扭曲事实的框架。
2.
复杂的人间事、人际关系,无法仅用随意剪贴的几句聊天记录来说明。
没有理由辩解,也不是需要解释的事情。
不了解我的性格和平时的语气、玩笑或调侃方式,以及我当时所处的状况和对话对象的人,没有资格这样那样地简单归结并评价;我确信,若被Hybe用如此低劣的方式拼凑剪辑,任何人都会落入与我相同的境地。
NewJeans和我这段时间经历了各位不可能知道的众多事情和各种状况。这些不仅无法在此全部说明,也没有说明的理由,而多余的附加说明还必须提到他人的私事,会制造新的挑拨离间并持续造成伤害,因此没有必要。
因为各位不知道的众多事情,这段时间我痛苦得快要发疯,但也正因为这些他人无法想象的、我们之间的许多事,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厚、更加坚固。
某种意义上,从事了二十多年却仍然无法理解的偶像产业,似乎正是把我们塑造成如此的原因。
在充满偏见的经营环境中,与年轻的孩子们一起,用别人的钱做生意,其痛苦超出想象,是必须不断克服难关的事。
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富有。除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人在普通家庭长大,用自己的钱筹备事业资金犹如摘天上的星星。没有钱的人凭才能获得投资也是一种能力。这样获得投资开始工作并不是罪,而且在极短时间内已偿还了所获投资金额的10倍以上,还以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巨大价值作为回报,却仅仅因为最初是获得投资才开始的,我就要被扣上背叛者、自我膨胀、篡夺之类荒唐的框架,这我无法理解。我此前为Hybe提供的价值蒸发到哪里去了?不正是想要那个价值,才把我招进来的吗?
我所经历的偶像产业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要兼顾年轻孩子们的安危并取得平衡,绝非易事。
如果我的强迫倾向轻一些,或许反而会更顺利;如果只是单纯拿薪水的社长角色,或许也不会这么疲惫。多余的责任感、不愿让一切留下瑕疵的热情是否反而成了毒药,这让我无数次自责,但回顾走过的路,又没有什么令我后悔的情形。
共同经历了痛苦、艰难、快乐又为难的所有这些过程,NewJeans和我像家人,却又以不同于单纯家人关系的坚固凝聚在一起。所以无论各位怎么想,NewJeans与我的关系只能说是超出那种想象的关系。
在因被拼凑的聊天记录遭到攻击之后,成员们立刻一齐给我发来安慰的短信。不是普通的安慰,而是充满爱意的内容。安慰的短信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我放声哭泣的原因,不是因为被不认识的他人误解和辱骂,而是因为身处这种状况的所有人都必须经历这种最糟糕、最不堪的事情,令我痛心。有人会被那种意图一目了然的丑态所欺骗,这令人遗憾,但那是煽动者的问题,而不是接受者的罪过。
但如果是对NewJeans有一点关心的人,各位能做的事,似乎就是尽量不让成员们被牵扯进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件中。
无论多么恨我,若考虑成员们的未来,就不能做这种事。这段时间我一直执着于起诉恶意的YouTube频道。平时我就认为,向那种频道提供私人资料的人是恶意的,因此面对此次事态,我产生了讽刺的感受。
也许有人会轻易地说我放弃就好了,但只要抱持人性再多想一次,再想想我们经历过和所处的状况,就知道那是做不到的事。
每天都有千万次在想,这件事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如果适度妥协地工作,任期结束后本可保障足够的金钱补偿。尽管如此仍冒着风险进行内部举报,是因为有想守护的价值。以钱为目的的人,会特意艰难地进行内部举报、抗争,并最终去谋求需要Hybe批准、在法律上不可能实现的方法吗?前后根本对不上。
即便我多次说钱从一开始就不是我关心的领域,不了解我的人仍会各自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去想。无论怎样想诬蔑我,了解我的人都会知道。我认为,比任何言语都更能代表我的想法的,是我今后作出的结论与决定。
明明不想卑屈地去说服对此产生误解的人,我却仍说这些话,是因为我所重视的价值确实在金钱之上。
了解我此前工作的过程、决定与判断的人,应该能够明白。
老实说,钱也好什么也好,这段时间我无数次想抛下这个充满不合理的行业离开。
我也没有非要在不了解我的人面前包装自己的心思。
经历这样的事,让我再次茫然,不知这段时间为何要竭尽全力抗争、坚持这份工作,但我又再次咀嚼那个一直支撑我的想法——总会有大义在。
Hybe已经让NewJeans这个团队陷入困境。老实说,把事情推到这一步的他们,令我觉得可怕而厌恶。
人不是玩偶。也不是能被某人的判断、烙印玩偶化的存在。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宝贵的,因此不该由从未共事过的人们的人民审判来裁定。
无论Hybe多么想把我塑造成女巫,更了解我的并不是他们。
3.
人活在世上,冲突有时会成为无法避免的选择。尽管如此,我仍是真心为世上所有的反目而感到遗憾的人之一。我讨厌冲突,但也觉得为了更好的飞跃,即使痛苦,也该把它当作不可或缺的过程来接受。我平时偏于自嘲,但若尽量汇聚我内心的正面力量来想,这荒唐的现实或许也应在同一脉络下接受。
我不会因为自己陷入困境就划分阵营,向某个特定势力或性别诉诸情感或期待支持。因为人的个性并非单纯由性别的划分所决定。正因为特征不同,才产生了彼此不同的存在理由。
我是一个想法和顾虑很多的人。因此凡事理由和说明都很多,这一点了解我的人都能感受到。所以,省略了对话脉络、时点、对象的片面拼凑,无法随意裁断我平时的想法或哲学。
因为我这种倾向,我尽量倾向于与小规模、少数人共事。在Ador内与我直接进行具体沟通的成员只有5人左右,非常少。这似乎是因个人创伤而形成的原因。
奇怪的是,从前一个职场时期起,我就一直持续承受各种压力——被诬陷做了我没做过的事,或者虽然我几乎不参加外部活动,却有人像见过我一样编造关于我的谎言。我不喝酒、不吸烟、不享乐,平时又不太懂如何排解压力,曾有接受治疗的经历,因此出于自我防御,也进一步减少了会面。
正因如此,虽然我几乎没有与Ador以外的Hybe成员因业务直接沟通过,却听到举报说有很多人像与我直接共事过一样地说话、四处吹嘘,这让我相当疑惑;但在此期间小心传来的Hybe其他组织成员的支持讯息,我一定要说一声感谢。
经历此次事件时,我忽然想起朴智源代表理事某次随口说过的话。他说自己在前一个职场把结构重组做得多么好,因此对某些事需要怎样的注意,那些当时随便听过的话突然浮现,令我发冷。那时因为不感兴趣而没在意,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回来。
Hybe把我入职时领用、后来初始化并于两年前归还的笔记本电脑,在审计之前“未经同意事先取证”,窥视我的个人私生活,相互共享并写入审计文件。Ador成立之前的事与本次审计有何关联?
另外,我听说,明明清楚有数十名记者在公开庭上旁听,却不作法理主张,而是只挑出个人私生活中私下谈话的一部分,用刺激性的语气朗读。作为当时不在法庭、事后才听说的人,能做到如此损害个人隐私与名誉的行为,令我毛骨悚然。
他们随意向公众公开Ador成立之前的私事,为了寻找攻击我的材料而擅自拿走副代表的笔记本电脑,动辄提及刑事责任来威胁并诱劝副代表。并且施压Ador成员,深夜进入其家中索要个人所有的手机,甚至做出把无关的私人对话拼凑后外泄的行为。
做出这种不合常理、野蛮的行为后,还发布了声称保护成员的报道。我对审计的真实意图感到好奇。
连私人聊天记录都进行了窥查的Hybe,应该很清楚在未经剪辑的脉络中有多少对我有利的内容,又有多少对他们不利的内容。
明明有“商法上子公司调查权”明文规定的内容,却以“他们自己的标准”实施非法审计,犯下了何等低劣的暴行,我再次对Hybe的道德麻木表示质疑。
4.
希望各位看清本质。
如果真的以审计为目的并已掌握篡夺经营权的证据,就不需要大规模的舆论操作。只要以准确的证据和合法的审计程序迅速、安静地处理,对外只公布结果即可。那样也能阻止股价下跌,也不需要挑拨离间。
当前纷争的本质在于:以包括我在内的众多人的未来为抵押,产生了某种严重的问题,而我们要以最好的方法找到克服它的途径。
而不是基于片面、偏颇的信息和捏造,对我个人进行人民审判。
目前我们正处于法理之争中。
现在是应该等待法官基于事实关系作出判断的时期。
Hybe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恶意搬出偏离本质的话题加以捏造、误导,我对此已经厌倦,但更可怕的是,如果这种行为被容许,今后就不会只适用于我。因此我无法放弃。
我没有看房时赫议长据称提交的请愿书,但标题上写的“恶”这个表述令我印象深刻。我再次深切感受到,同一个词的用法竟如此不同。
毫无出处、与事实不符的报道被大量衍生出来。
毫无事实根据的报道一旦出现,即便并非事实,也会成为框架,因而必须再发出用于解释的报道,过程变得令人疲惫。而且人们难免容易被先发起攻击的主张所煽动。
正如此,对公众而言难以分辨什么是事实,因此与其被无分别的报道左右,不如平静地等待法院的判决,并整理之后的步骤,这才是正确的。
最后,为不得已造成喧扰、让大家担心,我表示抱歉,就此结束此文。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