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波廷杰与迈克·加拉格近期在《外交事务》撰文主张:“美国应对中国采取冷战式的遏制政策。”波廷杰与加拉格提出的遏制政策目标,是鼓励中国民众探索新的发展与治理模式。在笔者主持的CNN节目中,波廷杰表示“美国有效的遏制战略自然可能导致中国政权崩溃”,承认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北京的政权更替。波廷杰担任唐纳德·特朗普阵营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前众议员加拉格曾任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预计他们的观点将为下一届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基本框架。
波廷杰与加拉格主张,乔·拜登总统管理对华竞争的战略并不妥当,并批评称“现政府没有采取会把北京逼到悬崖边的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式政策,而是追求聚焦于改善两国关系的1970年代式和解政策”。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应当欢迎对华关系中出现的剧烈破裂之声。
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清晰有序地铺陈出右翼人士所谓的“替代战略”。通过如此把牌摊在桌面上,波廷杰与加拉格帮助人们理解右翼所偏好的遏制政策有多么草率、危险且不切实际。
今天的中国与1970至1980年代的苏联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苏联是二战之后把多个国家勉强拼凑而成的不自然的帝国。而且莫斯科陈旧的经济模式早在197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崩塌。
中国是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规模的全球最大贸易国。而且与过去苏联完全国有的经济不同,中国经济是民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混合体。中国出口总额的92%来自民营部门,其中42%由与外国投资者相关联的民营企业承担。尽管近期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仍维持5%的增长,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预计在未来数十年仍将保持世界第二重要经济大国的地位。
苏联在经济上孤立,而中国则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美苏贸易额最高时也仅为每年数十亿美元。这一规模只相当于当今美中在短短几天内完成的贸易量。苏联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历史最高值为3.2万亿美元,仅占全球GDP的7.5%,而今天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20%。若说根本差异,苏联大体上是依赖天然资源的经济,石油、天然气、煤炭、锡、铝等采掘产业带动了增长的相当部分。中国则由多样的制造业和可与美国匹敌的精致信息技术产业提供经济增长动力。
如果美国走上遏制中国的道路,我们将难免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中国是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无法与之相比。中国的贸易伙伴中大多数都希望与北京保持友好关系。例如,82%的尼日利亚人表示,中国的投资为本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好处。就连美国最亲近的友邦欧洲各国,也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兼伙伴。
过去美国尝试过的政权更替战略几乎从未成功。古巴、委内瑞拉、朝鲜、伊拉克、阿富汗就是很好的例子。更何况,试图更替因耀眼经济发展而获得认可的习近平政权,成功概率接近于零。摆脱了数十年贫困与苦难链条的中国,其平均收入在1978年至2015年间增长了9倍。
充满好战气息的右翼阵营的主张,令人想起20年前爆发的伊拉克政权更替呼声。但这一次情况更为严重。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且与国际社会深度关联,遏制与征服政权的战略很容易把美国推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危险道路。持续与中国对立会瓦解全球经济,提高美国孤立以及围绕台湾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否有必要走上如此危险的道路,值得反复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