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的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美国的对华政策以“接触(engagement)”为主流。其理念是通过与中国接触,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为此,美国积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赋予中国最惠国(MFN)待遇,深化美中贸易关系。要把中国从竹幕中拉出来,就必须引导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化,并相信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最终会带来政治自由化。“遏制(containment)”也构成对华政策的一根支柱,即无论如何都要遏制中国崛起为亚洲霸权国家。由于接触与遏制混合运用,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被称为“遏制性接触(con-gagement)”。
2000年代美国发动反恐战争、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之际,中国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超越亚洲霸权,开始觊觎美国的地位。中国没有顺应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成为试图按自身口味改写既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阵营的领头者。如果说2008年上台的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仍对对华接触心存眷恋,那么2016年上台的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则宣布与接触政策彻底决裂。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模糊性消失,遏制成为主流,这一基调在乔·拜登政府时期也得以延续。
但对华遏制政策的最终战略目标仍不明确。是要施加足够压力,引导中国共产党政权改变其强压式的外交安保政策,还是要把共产主义政权转变为自由主义政权,战略目标并不清晰。然而,有预测认为,特朗普第2期对华遏制政策的战略目标将是“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
被归为特朗普亲信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马修·波廷格与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近期在《外交事务》撰文主张,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聚焦于促成中国的“政权崩溃(regime collapse)”。他们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比作1970年代对苏联的缓和政策“détente”加以批评,并强硬主张下届美国政府即便承受与中国更大的冲突,也应运用1980年代导致前苏联崩溃的里根式“实力外交”,更迭中国政权。这是极其危险的想法。
里根的实力外交确实把前苏联逼入困境,但冷战国际秩序解体的重要原因在于,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前苏联新一代领导层认识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作出接受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大决断。
美国自1893年本杰明·哈里森政府入侵当时为独立国家的夏威夷、颠覆王政并更换为亲美政权以来,多次尝试更迭他国政权。在判断政权更迭具有正当性且已获得国内外支持时,便以公开的军事干预谋求政权更迭。9·11恐怖袭击后,认为已获得充分理由的乔治·W·布什政府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更迭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在判断难以获得国内外对政权更迭的支持、军事干预的人力与物力成本过高时,则动用中央情报局(CIA)暗中谋求政权更迭。但结果都不甚理想。
考察美国政权更迭成功的案例可以发现,只有在被更迭政权已严重失去民心、且政权的替代势力已形成相当力量时才有可能。中国共产党政权无疑是独裁政权,但它结束了百年国耻,为人民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增长,这也是事实。中国目前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些国家大多希望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美国的对华政权更迭政策不仅会使美中关系破裂,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