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背后是一批有能力的经济官僚。时代造就了卓越的经济官僚,而他们回应了时代的要求。”
《经济官僚的时代》一书聚焦引领高速增长期的13位经济官僚的生平与政策,作者、统一研究院研究委员洪济焕1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评价称:“书中出现的经济官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使命感、献身精神和热情,完成了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这一时代使命。”他接着表示:“在评价高速增长的成果时,尽管经济官僚的作用十分重要,却存在被忽视的一面”,“从解放后的混乱与战争,到贫困与通胀,再到1970年代的石油冲击,他们克服了无数危机、实现了经济增长,其功绩不应被低估。”他说,《经济官僚的时代》这一书名取自《纽约时报》将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占据学界、产业界和政界要职、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40年(1969~2008年)界定为“经济学家的时代”。
专攻韩国经济史的洪研究委员表示:“高速增长期通常指1960~1970年代,但为了理解经济开发过程的前后脉络,书中也写了在1950年代奠定重建基础的白斗镇(财务部长官、国务总理)和宋仁相(复兴部、财务部长官),并一直写到1980年代初的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金在益”,“在那之后,除了外汇危机刚过时的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似乎也没有值得关注的人物。”
━ 兼具预算权并升格为副总理级的EPB,在张基荣时期成为“经济控制塔” 记者问及1961年诞生、作为现韩国企划财政部前身的经济企划院(EPB)在经济史上的意义。“经济开发机构要想成功,核心有两点。规划与预算功能必须合一,并且要主导性地统领经济部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经济政策控制塔的作用。EPB的前身是复兴部,只有规划而没有预算功能。EPB采取了与之相符的形态,因此能够主导经济开发。”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财务部次官李汉彬主动推动将预算权移交EPB。洪研究委员表示:“把预算业务这一强大权限交给其他部门,财务部的地位就会被削弱,但李次官仍主导推进了预算权移交”,“比起部门利益先考虑经济全局,这一点值得借鉴。”
但EPB并非从一开始就担当控制塔角色。他解释说,1963年底升格为副总理级,首任副总理金裕泽任期仅5个月即告终,此后登场的张基荣副总理(1964年5月~1967年10月)时期,EPB才名副其实地发挥了经济控制塔的作用。
“1963~1964年是我国现代经济史的拐点,是我国经济转向出口主导型经济的时期。1963年轻工业产品出口激增,让我们产生了‘我们也能出口’的自信,并倾注政策力量。这样的‘机会之窗’被经济副总理张基荣准确抓住了。出口突破1亿美元就是在1964年。”
关于当时的“机会之窗”,洪研究委员解释说:“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竞争力下降,向美国出口消费品的日本也推进重化工业化,出口需求随之激增”,“第一个经济开发计划(1962~1966年)原案中微不足道的工业品出口目标额,在1964年的修正案中提高到了六倍。”
被称为“大老板”“推土机”的张基荣虽然只有高中学历,却在当时最顶尖的精英群体韩国银行一路做到副总裁,其后创办Seoul Economic Daily和韩国日报,并担任经济副总理、国际奥委会(IOC)委员等职。洪研究委员评价说:“考虑到当时我国经济必须从无到有的状况,我认为没有谁比具有推土机气质的张基荣更适合担任那个时代的经济掌门人”,“他是具备克服时代难关所需的领导力和推进力的人物。”他还补充说:“他是抑制物价、推动经济结构转向出口主导型、为高速增长打下基础的时代巨人。”
━ 主流经济学家难以理解的韩国政府主导型高速增长 洪研究委员评价说:“总统为了让他作为经济团队首脑更有分量,甚至把经济部门长官的任免权很大程度上交给了张基荣”,“他开启了至今仍被人们谈论的EPB鼎盛时代,随后由金鹤烈加以完成。”他还补充说:“如果说1960年代中期以后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出口经济,那么1970年代重化工业主导的出口经济则由青瓦台主导。”他解释,核心人物是出身韩国银行、历任财务部和商工部长官与次官、担任最长任期(9年)秘书室长的金正濂,以及理工科出身、身为重化工业化设计者的第二经济首席秘书吴源哲。金正濂原本在财务部次官任满后打算转往学界,却被张基荣副总理留住。实际掌握经济部门人事权的张副总理提拔他担任商工部次官,让他负责出口型工业化工作。商工官僚的经历成为他在70年代任秘书室长期间推行重化工业化政策的土壤。
当被问到“政府主导型增长在当时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模式”时,他介绍了1993年世界银行(WB)的《东亚奇迹》报告。他表示:“主流经济学家重视以市场为中心的增长论,因此对韩国的高增长率难掩惊讶”,“所以报告作出了折中式的结论,即政府干预了市场,但推行的是‘市场友好型’政策。”
那么为何当今一代没有出色的明星官僚?洪研究委员归因于经济环境的变化。过去经济规模小,法律和制度本身也缺失,因此政府和官僚的作用很大;而如今市场力量强大、经济结构成熟,个人的能力难以凸显。他表示:“即便张基荣、金正濂、南德祐这样的人物重生,是否还能解决我国经济的难题、令其日新月异,也是个疑问”,但他强调:“可以确定的是,那些风靡一代的杰出经济官僚拥有非凡的使命感、热情与献身精神。”
他还强调,应当关注国民不太熟悉的“隐藏的英雄”。洪研究委员表示:“韩国第一位康奈尔大学出身的经济外交专家、EPB外资总管科长梁润世(后任动力资源部长官),直到评传出版后才迟迟为人所知”,“若能发掘并聚焦这样的‘隐藏的英雄’,人们对高速增长经验的理解就会加深。”






